浅尝即止

拉拉扯扯写了八个多月，也该结束了。虽然祗是每周七八百字，不成气候，但对我来说到底还是一种压力，因为毕竟不是职业性的文字玩家，不胜负荷。
我的生活方式一向不按牌理出牌，要我定时作业准时交稿，是件很难想象的事。接下这单“生意”竟然能够做到只脱一次稿（如果不是因为国外电传失误，这一次都可以免），不禁拍案惊奇，连自己都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悄凌给这个专栏圈定范围，不准离“情”，这更叫我好生为难。这类题材，很容易写滥，一滥起来，肉麻当有趣，就会令人起鸡皮疙瘩；我写东西最不擅刻意经营，更没有那种“挖空心思”的敬业精神，即兴执笔，想到写到，难免会胡言乱语一番。读者中若有人因读我文而去看皮肤专科，费用概由南洋商报负担，与我无尤。
我的方外朋友金明法师最近弘法讲到“空”的时候说，一般不明佛法的人一听说“有”，就以为实有，一听到“空”，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在佛法中、有而不碍其空，空而不碍其有，万物皆空而实，实而空。这端的是一门大学问，可以释解人生各种无常现象。“情”之为物，何尝不是如此。
我写《柔情蜜意》，从来不抱消极态度，亦无大喜大悲溢于字里行间。所谓“情到浓时情转薄”，薄中还浓，就是这种意境，如果没有一颗平常心，就无法领略这种意境之美了。
这些日子的涂涂写写，祗希望能对生活品质的提高有些帮助，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对于悄凌，我有一份抱歉，每周都让她催稿催到脸青青，几乎要绝气，这下子她可以松一口气啦！

不如不见

我很不愿意在文字中使任何人感到尴尬或不愉快，尤其是对自己所敬重的朋友。可是，在触及是非问题的时候，我所表达的看法往往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以纯现象作一般性探索，虽然引述的事例看起来好像是在“出卖朋友”，其实不然。
去国多年已在国外定居的一位朋友，最近回来探亲度假，对当年无缘共效于飞的恋人关切殷殷，虽然知道她已罗敷有夫,子女成群，一心一意还是想见个面，要我无论如何一定得替他联系，还说这次妻子没有偕行，是“难得”的机会。
如果他不说出后面那两句话，也许我会为他效劳，因为他们到底曾经相爱，虽然事过境迁，如今相隔万里迢迢,一生再也难得几回见，旧时朋友聚一聚话家常、无伤大雅。可是，一旦我对他的意图有所怀疑，那可是另一回事了。
我婉转告诉他，往昔已矣，相见“伤”不如不见，何况自己也有了家室，让美丽的记忆永远留住不是很好么。他不以为然，还说我头脑冬烘，老情人见个面互相问个好，何“伤”之有？
我再告诉他，伊人已无昔日风采，体态十分“发福”，而且语言无味，他若坚持要见，就得先有心理准备。他听后略有迟疑，继而兴味索然，终於表示“不想破坏心中的美好形象”，不见也罢。我如释重负。
我其实并没有告诉他真相，她虽然年过四十，但保养得好，很会装扮自己，散发着中年女人的气质和韵味，特别是年龄所累积的知性魅力和端庄气度，是一般年轻女孩望尘莫及的。
她如果读到这篇文字，而且知道自己是其中主角，除了气昏了头，也一定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嫁错郎”－－她终於明白旧时情郎心中的“美好形象”是什么。

新铸情记

爱情和金钱的纠缠不清，不到最后一分钟，很难见真章。读苏丽绮的《要钱不要人》，不禁拍案叫绝！此人胸怀磊落，不打诳言，且行文风趣，比起时下那些在文字中诸多作状说尽假话的才子才女们，我觉得这才是人写的文章，没有一句鬼话。
她对少女情怀的虚无作出鞭辟入里的剖析，对一个从迷糊到清醒过程的刻划，理路分明。最终才幽默地告诉你，自己醒了，却叫不醒后来的人。一句话又把金钱至上推翻了！
讲到爱情和金钱，我就想起Palimony这个属于美国的法律新名词，中译是“同居赡养费”。嘿！同居分手都得付赡养费，问你怕未？今天在流行同居和试婚的美国，这项条文对女性权益有绝对的保障，对那些在爱情游戏中喜欢“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男人，却是如芒在背，拔之不去。
这说起来有一段故事:七十年代，影星李马文和同居多年的女友米雪儿分手，由于米雪儿没有合法的结婚证书，李马文想赖账，不付分文赡养费。后来米雪儿延聘著名的离婚案律师密契生替她打官司，首次提出Polimony这个新名词，为她赢得一笔“同居赡养费”。自此之后，那些祗想同居而不愿结婚的男人，在分手的时候，还是得付出和离婚一样的代价。 据传媒的宣染报导说，这件案例的后遗症很大，有些喜欢“偷吃”的男人甚至小心到找女人度一夜春宵都要对方签下一份随身带的《弃权书》，表示同意放弃未来任何分享财产的权力。这当然是“拿来讲的”，不过也反映了这一案例影响之钜。 爱情和金钱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我从密契生的讲话中“悟”出来的。替人打了几十年离婚官司，为大富豪们拟订无数《婚前财产协议书》作为护身符，最后竟劝告人们最好不要签这类协议书。“因为我没见过一对签了协议书而不离婚的夫妻。”他说。
清醒未必快乐，也就难怪有人宁可迷糊，包括男人。

无声的爱

那天拉队到希尔顿咖啡屋，背后传来粗犷的一声“Oh, Darling”，回头一看，苏丽绮正被一名洋人搂住，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下。我们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到，还觉得十分有趣，连平日言行拘谨的爱薇都抿住嘴笑。
苏丽绮就座后说，那是她多年不曾见面的老朋友，想不到会在这里相遇。她回味说，他年青时长得帅，今天如果他不亲她一下，她也会主动亲他。言下流露的欣悦之情，引得大家都跟著她快乐起来。
表现在肢体语言上的礼节，都留存很深的文化烙印。它给人们的感觉是，那是一份不带丝毫暖昧的亲昵、关怀和爱护。如果你因此而“大惊失色”，或者为了表示自己是“保守”和“不随便”的女性而杏眼怒睁，那失礼的将是你自己，不会是对方。
每一种体语都有著各自的文化、宗教背景，或是属于一种风俗习惯。无论如何，它都是对别人表示敬重的善意的圣洁行为，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 相见时热烈拥抱，并且不停的抚摸对方的背部，是太平洋岛上波里尼西亚人的见面礼；爱斯基摩人喜欢用拳头捶打好朋友的头部和肩膀；萨摩亚人彼此嗅闻对方；非洲民族相拥时互贴脸颊；马来民族亲吻统治者或长者的手背；日本人的九十度鞠躬；中国人的抱拳和互拉双手；西方人的握手和亲脸颊，以及欧洲人以看似轻佻（其实不然）的扬眉示意等等。这些体语在交流感情方面的功能，皆显而易见，虽然表达方式各异其趣。 至於另外一种流传在男人之间的“肢体语言”，可就不是体语专家们所讲的那一种了。男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跨国体语”，是最能表现英雄气概，也可能最叫英雄气短的原始体语。这不在本文话题之内，就此打住。

爱情目标

这是一个从创世纪到世界未日的话题。托尔斯泰说过，有一千对男女，就有一千种爱情。它没有固定的公式可以求出绝对准确的答案，它的传递和表达，含蓄地说，就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琚”；干脆和直接的表现，就是互相回报一句，“我爱你！”和热烈的拥抱。不过让我再说一次，你千万别期望爱情品质能够等同，那是不知情为何物的人的一种奢想。
赵宁和三毛最近在一个《问情系列讲座》中VS上了，提出各自的爱情观。赵宁认为唯有“柔情似水”（我在今年接受悄凌访谈时曾经强调）的爱才能长流，且能在流经沃土的时候发芽滋长；三毛则认为爱要“热情加火，但必须要有方法使它“焚之不化，烧之不死”。
这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见解，可是，中和之下，我觉得反而“完整”了。依我看，柔情和热情的内在共性，那种并立的完美，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爱情目标。赵宁和三毛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最佳搭配。难怪主持对谈的蓝心湄会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配，你（赵宁）应该娶她！”。
我不明白人们如何理解柔情和热情，在我来说，我是强烈要求它在成熟度上臻於完善。爱情毕竟是在两性互相吸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感情，有著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祗能在成熟阶段被突出和受保护。欠缺成熟，就会沦为苍白的泛情主义，而呈现在爱情生活中的色彩和感受，以及所表现的“柔”与“热”，也就显得毫无生气了。柔情若成死水，热情化为灰烬，还有爱么？
我说的成熟度，必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对群体生活的适应能力三个方面来看待，任何一个三缺一，都是一种缺憾。这之间许多人都忽视对群体生活的适应，而把爱情非常个人化地孤立起来。其实，远的不说，就家族成员和邻里的相处关系而言，它有时对爱情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往往会令人彻夜难眠。这个“普遍现象”是没有人会否定的。 所以我说，可以柔情，可以热情，但必须达到一定的成熟度——这样，在听到有人叫“你去死！”的时候，就会活得更快乐。

英雌发威

以前一直以为“好男不与女斗”这句话带有性别歧视，以为女人真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弱者”，不堪一击，男人斗女人就是恃强凌弱，会衰给人家看。
现在才发现，原来这句话暗藏玄机。
最近“菜单政治”搞到众女人大发雌威，在“团结宴”上公然掀桌子，高喊民主，怒骂独裁，吓得当权大阿姐脸青唇白，方寸大乱，可见女人斗女人之凶、之狠、之绝，比男人之间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人绝对不是弱小动物，男人斗之，未必稳操胜算。前人有先见之明，乃以“好男不与女斗”反喻，提醒天下莽夫切莫轻举妄动，免得自取其辱。这句话仔细推敲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含糊呢！
“掀桌子”这一招，想是师承自台湾的反对党。前些日子，台湾的李登辉总统在官邸宴请朝野人士，反对党议员因不满以“大陆代表”身份盘踞国会四十年、尸位素餐且死赖不退的老国代，席间起争执，一怒之下，掀桌而起，巍巍总统府，顿时“杯盘狼藉”。这一幕被传媒广加报导，举世瞩目。可惜此时此地众女人群起效法当儿，没有人拍下珍贵镜头。否则，虽是东施效颦，也势必轰动。
在政治上，为了眼前利益，男人们宁可选择妥协，虽然明知那祗是一把雨伞，不是一个屋顶。女人们则比较“深谋远虑”，宁要屋顶，不要雨伞，所以才会在没有人挑战坐正之后，仍然一意孤行要赶尽杀绝。奈何时运不济，柱子乏力，支不起屋顶，最后还是被迫撑著一把小伞笑脸迎人。来年会不会是那一群大难不死的女人把屋顶支起来，将“非我族类”逐出去，那就要等著瞧了。
“最初，一个波斯诗人说：上帝拿了一朵玫瑰花，一朵百合花，一只鸽子，一条蛇，一点蜂蜜，一个死海里的苹果，一把泥。当他仔细察看这个混合物时——它是一个女人。”这是沙蒲说的。你应该明白历史上女人对女人的战争那么惨烈、那么惊心动魄的原因所在了。

欲情之间

情欲和爱情之间存在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人类造成的困扰，似乎一直未曾解除。思想界“唯性”和“唯理（情）”的轨道上循环运行，就像不停的钟摆，无静止之日。
柏拉图的《会饮篇》记录了两千四百多年前一群哲学家和思想家关于这个课题的争论。这是古希腊一场重要的大辩论，但并没有为后来的人类立下准确的座标。
苏格拉底认为性爱是希望肉体长存的欲望表现，这种以繁衍方式达到永生的欲望是动人的。他强调“爱是爱一切的善”、“灵魂的美比形体的美更圣洁，理智的产儿比肉体的产儿更崇高”。鲍散尼则指出：“庸俗的爱情是没有价值的，不和谐的，短暂的，德性的爱情才是生死不渝的”。费德罗却肯定最伟大的莫过於“真正的爱人和真实的爱情。”
你知道柏拉图如何演绎这些学说么？他把它们归纳为爱情是爱一切的美与善，而美与善的爱情应该“排除一切肉欲，仅仅留下纯精神的爱慕”。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也就是“无性的爱”。
我不以为苏格拉底、鲍散尼和费德罗会同意柏拉图的演绎。至少，我还不曾读过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赞美爱情的同时否定性爱的论著。
十九世纪的弗洛伊德则直接指出：“爱情源於人的性本能”。他认为男女接近和相爱都是为了性满足，人类之所以需要寻求爱情，正是为了不断产生的性饥渴能得到不断的缓解。他并不主张性放纵，但却认为“不易克制”。弗罗伊德的信徒甚众，上周我在这个专栏中提及的台湾画家张杰，就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性欲和爱情的矛盾，最明显是表现在两性之间的疑惑上。年轻的女孩甚至成熟女性在男伴要求性爱的时候，都有著“难道他要的就祗是这个？”的疑问。而男性则永远因为女伴不明白‘我爱故我要’的浅显道理而困惑不解。

男人真话

最近读画家张杰在《一本男人写给女人的书》中写的“几句真心话”，对这位真性情的艺术家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对男女间的“性”和“情”的观点，而且直言不讳、不假道学、也不因世俗观念随波逐流，端的是佩服得紧。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但总觉得他这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比起那些讲圣贤话做猪狗事的伪君子，显然是可爱多了。已 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在台北财神酒店的一个饭局结束之后，我们大伙儿继续到酒廊聊天。那天的场面，正如丹扉后来在她的专栏文章中形容的“观音请罗汉”，阴盛阳衰，除了丹扉和张杰夫人，郭良蕙、曹又方、郑羽书和洪小乔，还有其他几位女作家都是座中客，男的就祗有我、张杰和丁善雄博士。
言谈间，张杰的话题忽然扯到男女性事和感情。他毫无忌惮地发表耸人听闻的“真正男性观点”，认为“性”和“情”完全是两码子事儿，他说，任何一位诚实的健康男人都会承认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因此，他觉得男人宿娼或与妻子以外的许多女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绝对不会动摇他对妻子的忠心（上述行为不等於不忠），也不会破坏他对妻子的感情。 这种论调当然引起在座女士们的抗议。有人问他，如果已婚女人也这么想和这么做，他的看法又如何？他瞄一瞄坐在身畔微笑著的夫人，一本正经地说，他不以为她们“偶而风流快活一下”有什么不对。此语一出，女士们除了窃窃私笑，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还是听到有人轻轻啐了一句“王八论”。 事隔这么多年，张杰写“几句真心话”还是“本色”不变，除了重申自己是最真的人、作为画家尤其要讲真话；接着就是鼓吹他的“男性博爱论”，同时奉劝女性不要笨到去为外遇的丈夫自杀，要女性们细嚼拜伦说的“女人把爱当作生命，男人则是用爱来调剂生活”，以明了男女间所追求的“重点”的不同。 还是那句话，我欣赏张杰的“真”和“始终如一”，不过我不会是他的信徒。

美之盲点

从古典到现代，唯美主义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一直占据著颇大的空间。用一句通俗的语言加以说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就足以概括一切。 不久前在一段关于花和女人的访谈中，我说不曾见过不美的花和女人。花当然不可能对这句话作出反应，女人们据说在问一声“真的咩？”之后，大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甚至还有人说，那不过是讨好女人的一句话。
说来好笑，我担心的反而是，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开罪众多“美女”。因为人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所谓“不曾见过不美”就等於“都一样”，那岂不是说天下无美女么？
我其实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是保留自己对美的另一个看法而已。尽管这看法近乎抽象，我还是认为它是具体的。
我对美，或者完美，有一份难以解释的迷惑和执著。中学时期读过一篇关于缺陷美的课文，很是喜爱。它后来在我对人、物、事的美感触觉上，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至少，它淡化了我对美的强求。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追求完美？我的简单答案是：那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有一段灿烂亮丽的历程，然后渐渐趋向无奈的结束。虽然无悔，却是意兴阑珊。 人类对美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到达一个境界，又想攀登另一个境界，最终才发觉人世间的最完美原来是那么遥不可及。许多哲学家和艺术家穷其一生作至美的探索，由于不能得其所哉，十分沮丧，郁郁而终。要求突破不遂，守成又心有不甘，夫复何言？
其实，他们之中有不少已经站立在高山之巅，只因为远处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可望不可即，自己在那片仰止的空无中，不自觉地陷入美的盲点，不能自拔，於是就濒於绝望了。 所以我说，唯美的精神境界不易攀登，唯美的人不一定快乐。 、
这也是我给一位对完美爱情充满疑惑的知己朋友的答复。

如鱼得水

两情相悦当然是男女相处最快乐的时光。这“相悦”两字，除了互相喜欢之外，还涵盖著互相取悦的意思，但不表示一定要“志趣相投”。 人与人之间，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样。相爱中的人如果一味要求对方迁就自已的志趣，肯定会以“两情不悦”而终；我觉得，以互相尊重去取悦对方，欣赏对方的性格、品格和风格，而又保留自我，这样就能在两情相悦中如鱼得水，历久不衰。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以有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为荣，因此有人期望在爱情上也能达到这个层次。如果从“相照”的意义来说，我不反对；不过，肝和胆的差异，仍是一个存在事实。庄子曾经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意思就是说，从它的不同点来看，肝和胆尽管是相连在一起，它们之间还是有著楚和越的差别。
其实，差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是一种引动力，能够诱生爱情。许多局外人看恋爱中的男女，都著眼在两个人的共同点上，去发掘如何如何“登对”。我敢肯定，祗有恋爱中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爱上对方，而这“为什么”往往是因为对方具有自己所没有的特点，比如学识、容貌、气质、凤范、体格、专长和个性等等方面的与众不同。 这些可以互通有无的特点，在互相吸引之下，就会激发出爱情的火花，燃烧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学文科女生喜欢工科男生，事业心强的男人希望娶个能够守家的女人、日本三代王子皆娶乎民为妻，都是可以引证的例子。 不过也不要狭义地理解这类差异，而把它局限在行业和身份之间。道德上的爱无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爱能滋生在差异之间，并在差异中求两情相悦，更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爱情素质的提升，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最难经历的过程，它可以使永恒的爱沦为神话，也可以使永恒的爱成为真实。如果你能不断赋予爱情新的生命和内容，在差异中心有灵犀，互相呼应，你所谱的爱的乐章，就永远不会出现休止符。

痛快淋漓

写专栏文章，香港作家算是一流。不是因为他们有地盘，重要的是他们有读者。在香港，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茶楼、馆子、咖啡座、地铁站等这些公众场合，有不少读者摺起报纸全神贯注地读著副刊上的小框框。他们同不同意作者的见解是另一回事儿，至少，看得出他们正在读得津津有味——即使读后会“丢！”出一句港骂。
我发觉那些受欢迎的作家写东西都有个共同点，就是“真”。且不说国家大事，就谈风花雪月吧，他们写情、写欲、写意，丝毫不娇揉造作，也不惺惺作态，一句“用情骗取性，用性留住情”，就像《红楼梦》中的贾瑞抱著女人就扯裤子那样真，读之十分过瘾！
梁荔玲在广州白天鹅大酒店西餐厅捡到一张餐纸，上面写著：
“亲爱的，你离开的每一分钟都好比一年。上帝创造人类，在所有的规条中，都没有容许情人在共同进餐的时候单独离开十分钟。亲爱的，请告诉我，人活著可以停止十分钟的呼吸吗？”
原来邻座有一对用餐男女，女的有事要到商务中心发电报，告诉男伴她十分钟返来。男的在女伴离开后，若有所失，摊开餐纸涂涂写写。女伴返座，读了餐纸上的文字，甜腻腻的笑了！ 这些情景，都看在梁荔玲眼里，也许是好奇，在那对男女离开后，梁荔玲结账经过他们坐的台子，顺手把留在台上的餐纸捡来，读后感动至极。
梁荔玲把这桩生活中的美事记录下来，在她的《浓情·淡酒·菊花茶》专栏中，写了一篇题为《情人们的十分钟》的小文章，抒发个人对爱的不同层次和素质差异方面的看法，然后坦率他说，懂得享受爱情浪漫，每分每秒都非常重要。 在这类文字中，什么捞什子原则、使命，甚至所谓主题，皆属多余。文学批评家早就说过，文学作品无须向读者交待些什么，就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索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於专栏文章。我手写我心，祗要是真心，才不管别人如何解剖这颗心。对么？

有缘无缘都是缘

爱情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是个很古老的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十分凄绝！不知困扰著多少天下有情人，解不完的死结，一个又一个，连那些学问很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不断在努力要将它解开，因而对爱情作出各种不同的诠释，结果仍是一塌糊涂。
在我来说，感觉是超越一切而且非理性的。爱情，也不过是一种感觉，没有什么“共同原则”可以让大家遵循，更没有什么大道理可以让双方坐下来探讨。男女之间的圆缺，都决定于个人那种细致和微妙的感觉；有人喜欢把这感觉说成“缘”，那么，缘来缘去也就毋庸大喜大悲了。
有缘是缘，无缘不也是缘么？ 我的看法多少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康德说过“爱是感觉，不是意愿或意志”，黑格尔也说“爱是感觉，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矛盾，决非理智所能解决的。”他们都这么说，我想我的“感觉”也就正常了。
写到这里，想起鲁迅的婚姻。 不知道是否受“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拘束，过去读到的许多关于鲁迅生平的文章，提到鲁迅的婚姻，作者大都轻轻带过。因此，读过《两地书》的人，仅知道鲁迅的妻子是许广平，绝少知道他有个发妻朱安。
最近有人在《人间鲁迅》这部书中读到一段关于鲁迅从日本回去中国结婚的纪实，乃在大陆报章上撰文透露，年轻的鲁迅对那位”矮小身材，凸额长脸大鼻子”的朱安，丝毫没有好感，但在母命包办下妥协了。完婚没几天，就匆勿赶回日本继续念书，连当时在日本的许寿裳都觉得十分惊讶，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鲁迅沉重地答了一句：“母亲娶媳妇！”
鲁迅对朱安“没有好感”，固然是因为封建婚姻造的孽，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无法滋生爱的感觉。他后来和许广平相恋结合，当然是彼此间爱的共同感觉不断升华，因而可以持续到老死。

山鬼

我的感觉是，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是没有夏天的。虽然傅家庄的槐花已经开上燕窝岭，满山遍野，像一串串的珍珠舞在风中；可是，祗近傍晚整个城市一片萧杀的死静，走在森冷的长街上，伴著自己的脚步声，你会一直凉到心底……。
直到那个午后—— 黑色的长发、黑色的长袖衣裙、黑色的长丝袜、黑色的高跟，一张天使的脸孔，一副魔鬼的身材，在我面前匆匆掠过。她身后紧随着一个灰夹克蓝牛仔裤样貌猥琐的汉子，口中喃喃不知道在对她说些什么，她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往前走。那汉子穷跟不舍，口唇翕动似是重复著相同的一句话。 就在走到广场正中的时候，她忽然停下米，转身瞪著那汉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尾随的汉子吃了一惊，不得不踱开去。她这才松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可是，没几步路，那汉子不知从哪儿闪出米，又出现在她身后了。这下子，她又气又慌，朝我这个方向看一眼，索性向我走来，我正好要走出广场横越马路，她挨近来和我并肩而走，那汉子终於消失在闲荡的人群中了。
“同志，怎么回事儿？”我问。
“他骂（妈）的变态，无聊！”山东口音的大连方言。她显然是余怒未消，可却嫣然浅笑。
我这才看清楚，她简直就是屈原笔下的“山鬼”的化身，那不就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么？
过了马路，我沿著斯大林路走回酒店。她那一身黑鬼魅般地渐渐在鲁迅路的转弯处隐去。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也没有问谁是谁。我祗知道，那一声嫣然浅笑中的“他妈的！”，终於带来了大连的夏天。

转弯艺术

女人的是与不是其实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加了一层面纱而已。
去上海途经香港，在《成报》副刊读到一篇关于女人的短文、题为“似是如非”，是用纯广东话写的。读之甚觉有趣，乃加以改写，并略加油酱如下：
当女人说或者的时候，她只不过是半推半就。 当女人说‘别这样啦！死鬼！’之时，也就是说，欢迎你放马过来！
当女人说好讨厌，她其实可能是好喜欢。 当女人说‘这样贵，你说呢？’
她的意思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说你最好立刻掏出钱来买给她。 当女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的时候，她其实是要你快些带她去婚姻注册局。 当女人说不介意你请你的女秘书吃个晚餐，她就是在问你是不是想死！
当女人说她生日那天你千万不要破费，就是提醒你最好不要买Cheap的礼物送给她。 当女人告诉你，她的女友Jenny傻到倾尽囊中所有去游东欧，就是在问你什么时候才会和她相偕出游。
当女人说最恨你冤魂不散地缠住她，其实她已爱你入骨。
当女人说，隔壁的王太太和她同年，她是想要你Confirm一下，她的样貌会不会比王太太年轻十年八年。 当女人说………… 女性读后如果大发娇嗔，就表示以上所说皆不假；若是一笑置之，则表示有人存心和女人抬杆，胡说八道。
不过，偷偷告诉你：《成报》这位专栏作者是个女人。也许你并不喜欢知道这个事实。 2.6.90上海

晶晶的母亲

陈若曦的儿子不叫晶晶，但我坚持她是晶晶的母亲。
戴小华来电话说，陈若曦6月中会来吉隆坡。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终於能够见到《晶晶》的母亲了。
尽管陈若曦在《谈归来去》（1977年6月号《明报月刊》）一文中，曾经表示“希望不再有人喊我儿子为晶晶”，我还是坚持，她的儿子虽然不叫晶晶，但她千真万确是《晶晶》的母亲。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最阴暗的年代，她怀著代表大陆上千千万万在不明所以的政治寒流中抖嗦著的孩子们的胚胎《晶晶》，黯然离开所热爱的祖国，在另一片不能扎根的土地上，噙著泪水把《晶晶》产下。
《晶晶的生日》这个短篇小说，第一次发表在1976年2月号的《明报月刊》上，，王司马的插图，那个额头浑圆的小孩，那对茫然、恐惧、无助的眼神，这么多年年了，祗要有人谈起陈若曦和她的小说，就像存在软件里的资料，一触按钮，就会在我脑门映现。
小说里四岁不到的小红，因为在嬉戏的时候喊了句“毛主席坏蛋！”闯了大祸，被政工组的人通宵疲劳审问，还作了录音；比小红稍大的晶晶，与同伴在院子里玩，“嘴里乱喊这个坏蛋，那个坏蛋，而晶晶在喊完爸爸坏蛋、妈妈坏蛋之后，就溜出这句最喊不得的话来了。”偏偏又让”红五类”出身的幼儿园保育员王阿姨听到。这下子，全家都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了。就在生日的前两天，晶晶为这件事挨了他妈妈两巴掌，这两巴掌，做母亲的是“狠了狠心，吃力地弯下了腰，用尽了气力”打下去的，因为她不愿意让她的孩子背上“自小一贯反动”的罪名，永不超生。
一直到保育员王阿姨的小孩冬冬有一夭也喊出同样一句“反动话”，大家算扯平了，晶晶的妈才大大舒了一口气，“好像长久压在心上的一块铁板被抽掉，一刹那间，整个心都往上浮了起来。”
读著这样一篇小说，那种窒息的感觉、就像拥挤的电梯突然失灵，悬在半空，门打不开，呼吸困难得几乎令你昏厥。
陈若曦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尹县长》，发表在1974年11月号的《明报月刊》，接下来的（一条小鱼》、《耿尔在北京》、《值夜》、《任秀兰》、《杜百合），迄八十年代她写的《向著太平洋彼岸》、《我们上雷诺去》……我都没有错过。 说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不曾买过陈若曦任何一本书，她的作品我都是在《明报月刊》上读的。今天我竟然能清楚记得每一篇作品的篇名，而且随手一翻就能找出来。
并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异乎常人，而是因为她的作品造成的心灵震憾，叫人毕生难忘。

我的大姐

终於见到我未曾见过面的亲姐姐。
我叫出有生以来第一声：“阿姐！”，也听到有生以来第一声：“阿弟！”。这两声恍如隔世的呼唤，交织着半个世纪的辛酸苦楚和万般委曲，改写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
姐姐的哭声划破东山岭静寂的晨空，姐弟俩相拥着刚步向宾馆大门，里边就传来母亲的号哭，夹杂著肝肠欲断的声声唤女；母亲住在楼下房里，并没有见到我们出现。原来她听到岭上飘来哭声，直觉的感应已经告诉她，她那分离52年、死而复生的女儿一路哭著来了！ 打从我识字开始，每年清明都在母亲焚化给父亲和大姐的冥物上写下他们的名字。有一年，母亲说大姐托梦，说她要结婚没嫁妆，又没人主婚，母亲伤心欲绝，赶到居銮“问米”，要通灵的人把父亲找出来，催他去为大姐主婚。 我还记得母亲要我给大姐送礼，我送了一箱纸扎衣物，上面写了“顾兴蓉大姐收”几个大字。在凤中焚化之后，那夜，我心如刀割，辗转不能成眠，直至天明。
母亲是在大姐五岁那年离开他，父亲为了要留下大姐照顾大妈生的、比她小两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骗母亲说下班船期才带大姐南渡团聚。讵料中日战争爆发，海南岛失陷，父亲连人带船被炸沉海底，乡下又闹饥荒，饿殍遍野，逃荒中有人见到瘦弱的大姐在街边行乞，后来又有乡人传讯说，有人目睹大姐饿死在山沟…… 此后的漫长岁月，我们是在遥祭父亲和大姐中渡过。母亲每提起大姐都潸然泪下，满心自责。
去年初，大哥来信夹著一张五十来岁妇人的近身照片，一眼看去，简直就是母亲二十多年前照片的翻版，脸上还隐约可见我的轮廓。 信中说，大姐还活著，她在战乱中流浪，被一位没有子女的好心寡归收养。她现在是六个子女的母亲，和姐夫定居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白沙县，她和姐夫已从公职退休，由国家和子女照顾，生活安定。 她依稀记得，幼时家园是在万宁县一个依山傍海的村庄，於是不断向来白沙县做生意的外地人打听，终於有一天，她遇上一位来自村里的顾姓贩商，这位年青族人听长辈讲过，我们家在四十多年前丢了个女儿，立刻飞奔回村向大哥报讯。 大哥丢下工作，赶了十多个钟头路程到白沙县，两人相见，没两句话，就印证出来了，因为小时候大姐曾经拖著两岁的大哥放牛、大哥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大姐更不曾忘记。
村里三位与母亲同龄，年届八十硕果仅存的大老，带大姐到父母亲的旧居，远远看到围墙，大姐已经认出是老屋，还问起屋前那棵高大的龙眼树怎么不在了。今天村里五十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棵树，因为在四十年代初它就被砍伐了。到屋前海滩，大姐一直在寻找她打过水的一口公家井，这口井，也已经在五十年代被填掉；村里几位和她一起打过水的姐妹，这时都把她认出来了！
大姐一跨进老屋，就奔向左侧上房，看见一张尘封的大木床，悲从中来，哭指着那张床说：“我和阿妈就是睡在这张床上……”。
三位大老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呜咽地劝大姐别再看了。然后带大姐到祖祠祭祖，大姐擎著三柱香，哭跪在地上，久久都不肯起身，因为她要祖先们答应让她在有生之年，一定能够见到母亲和胞弟一面。 大哥文化水平不高，信中无法说得详细。这些都是我带母亲和大姐团聚时，村里的父老们一句一泪地告诉我的。 大姐的养母早已逝世，她举目无亲。这一年多来，她经常携儿带女回村里探访大哥一家。给他们送米粮、送零用，还给侄女安排工作。碰上年节喜庆，她开朗的笑声，不是在村里这一家就是那一户爆开来！
“阿妈，我现在有娘家可归了，以前看人家回娘家，心里很苦，现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娘家啦…如果你们也在家里，我就天天回娘家！”
临别到机场，大姐边走边说、就像个刚嫁出去的大妞。五十七八岁的女儿，在八十岁的母亲身旁，到底还是长不大啊！

从生到死

母爱是无私的，也是自私的。 有人形容母亲是人类的“生理故乡”，十分贴切。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母胎来到这个缤纷世界。也许正是由於这样，母爱的本质和表现方式，往往显得非常强烈和深刻，和色厉内荏的父爱迥然不同。“慈母”和“严父”的区别，就在这里。
人们都知道，要成功地为孩子们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必须依赖父母和孩子的互动关系。可是，有个普遍现象是，成长中的子女在达到自立阶段时，父亲往往会在适当的时刻“功成身退”，其影响力逐渐淡化；可是，母亲仍然在子女们的正常发展中，发生膨胀式的酵母作用，造成子女们在感情上对母亲过於依赖。虽然说，天下母亲感到最快乐的一件事，莫过於能够长远地将全部的爱灌注在孩子们身上，但是，盲目和无限的施予，就变成了溺爱，这对於已经成长的子女们，会形成心理障碍。 读过DH劳斯小说《儿子与情人》的人，都会记得书中女主角曾经对男主角说过“你应该去和你母亲结婚”这句话。这是一个正常女子在忍无可忍之下，对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男人发出的怒吼；而出现在这类男人身上畸形的精神上的乱伦特征，正是自私的母亲对她长期霸占著的儿子极度宠溺的结果。
《儿子与情人）是DH劳伦斯的第三部作品，也是唯一的浪漫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它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主题集中在自己、母亲和蜜莉阿姆之间的弗罗伊德式的三角恋爱关系上。劳伦斯的成长，一直在母亲的呵护之下，他和母亲的亲昵，异乎寻常。从幼年到长大，炽热的母爱，满是占据他的心灵，制约著他的思想感情，以至影响他后来的爱情生活。他曾经对一位心仪的女子一往情深，也和另一位女子订过婚。可是，由於受到自私善妒的母亲强烈反对，都以分手告终。他在难以平衡的心境下，极其伤感和痛苦地完成《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人性和心理活动阴暗面的揭示，毋宁说是他对母爱的无助的控诉。
在母亲节发表这篇文字，是希望能将母爱的内涵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其实，人类有史以来，不管社会转型的变化有多大，母性的光辉一直温暖著每个人的心，母亲，永远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名词。

重见最爱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这是宋代王观《卜算子》词中的两句，乍听之下，像是江南女子款款情深的叮咛，暖到心底。
中国江南春色无边，可说尽在此句中。它写意不写景，就让你在冥想中意会；也只有像王观这样曾经“和春住”的古代墨客，才能深刻地把风光如画的江南春嵌入清新的文学语言，转化成殷殷咐嘱，叫你欲罢还休，终被春留住。
赶不上去年冬季的孤山之约，红梅已谢，自是惆帐。在频频催促声中，越过万水千山，冒着春寒料峭，终於又来到江南。
桃花满树，壮丹吐艳，一树风流拥着袭人的贵气，和明前龙井扑鼻的芳香揉合在一起，伴随酩酊摇摆的小木舟，在湖光山色中荡开去。我醉了，真是醉了！
你说有朝一日你若远走他乡，白了两鬓也一定要回到江南，死在江南。不是为了家乡丰盛的鱼米，也不是为了谁在情愫上的牵挂，只是因为这片孕育你的土地上的“无限景，烟中树。无限意，风前絮。”
你使我想起杰出的金石书画艺术大师吴昌硕。他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愿葬超山，与梅作伴。”就因为他痴痴恋上超山的十里梅花香雪海。记得他写过一首诗：“十年不到香雪梅，梅花忆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这首诗传诵颇广，叫人为香雪海深深神魂颠倒。今天到超山，从“浮香阁”西行不远，就能见到刻上“安吉吴昌硕先生墓”几个大字的墓碑。他得偿所愿，长眠在最爱的怀抱，该是瞑目了！
因此，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像江南这样如梦如幻的人间美土，别说最终会引发你的“不如归去”的缱绻，对我这个离离游子来说，何尝没有一份难分难舍，剪不断，理还乱？

我爱上你

“如果有人爱上你，你会怎样？”女问。
“这就要看我会不会也爱上她。”男答。
“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你会爱我么？”女的单刀直入。
男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脸错愕。
“这…这怎么可能？我们是好同事，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啊！”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会一直缠着你。”女的面不改色，“因为我实在太爱你，不能没有你。”分明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这是中国电视影片中一段对白。一连几个晚上，我分别在海南、广州和抗州播映的不同电影片中，都看到类似的故事情节，甚至连对白都“耳熟能详”。
午夜在冷清的西子湖畔踱步，和朋友聊起这类“流行”剧情，我表示对中国女性的一改矜持作风难以置信，想不到朋友竟对我的“老土”大感吃惊，还认为我若不是“老土”就是典型的“大男人主义”。
朋友说，告诉对方“我爱上你”，不是男性的专有权利。在男女平等的社会，女性采取主动向她所喜欢的男性示爱，没有什么不对。中国电视影片所反映的，是目前大陆上男女交往过程的一般现象，特别是在未婚的干部群中极为普遍。许多为国家作出贡献而“牺牲婚姻”的中年男干部、往往成为适婚少女的崇拜偶像，她们主动追求心目中的“英雄”，十分正常。何况这些男生对男女感情事往往难于启齿。
我这位朋友是一名女性主管，她坦率承认，她的男朋友是煞费苦心“追”来的，她若不采取主动，恐怕已被别的女孩捷足先登。她说，她绝对不会错过一个理想的男人。她的看法证实了中国女性在观念上的突破，“保守的东方女性”将成为历史名词，永远消失了。
使你意想不到的是，据说在文化水平比较低落的农村，年轻女该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勇气可嘉”。当然，封建的“相亲”和“媒灼之言”在落后乡区，依然盛行，特别是在他们所谓的“大龄青年”之间。

梦中海洋

在飞往海南岛的航机上，望着坐在身畔的母亲，我陷入一片迷惘。我手上拿着笔记本和笔，想捕捉她那满布沧桑的脸上的每一个神情，可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使我只能在苦苦思索中挣扎，不知从何处落笔。看来，母亲现在的心情和她前半生所经受的苦难，正在纠缠不清。我祗好交白卷了，因为我确是无法用文字表达。
去秋临时决定从香港飞海南岛，是我的第一次海南行。从机窗望下去，海水正蓝，茫茫无际。航机准备降落，开始低飞，海岛的一端终於露出来了，连接着海岸那片蓝蓝大海的波涛，每一个推移，都冲向我胸膛，拍在我心上，一颗心翻滚起来，久久都不能平静。
是“近乡情怯”么？不，我没有中国情结，也不是为“寻根”去海南。我只是为了继续在香港未完的业务洽谈，飞海口逗留三天；没有“下乡”（虽然在那儿还有许多亲人），也不曾通知那一个亲人“进城”来见我。
我的震撼来自这一片海洋。就因为正是这一片海洋，在半个世纪前，荡着一艘破帆船，载着父亲和母亲去追寻一个遥远的梦。这个梦，随着父亲在短短半年之后返乡再来途中出事葬身海底，碎了！我成了没有见过父亲的五个月大的单亲孩子，母亲在呼天抢地的号哭中，开始了她的坎坷命运。
今天，我二度飞越这一片海洋，而且还带着步伐踉跄、踽踽而行的母亲。她要到海南探望她五十二年前未及带走的女儿，我没见过而的亲姐姐，和我一位同父异母的大哥，还有她那一群不知还有几个活着的姐妹淘。我正好为公事出差去大连，可以陪她一段加以照顾，回程才折返乡间带她回国。
长这么大个人，我第一次发现母亲脸上洋溢着异样的柔情，我知道她心中一定也充满蜜意，因为半个钟之后她就会嗅到母亲土地的芬芳。
（写於飞往海南途中）

Beatrice

信用卡公司有个女孩叫Beatrice，每个月底之前的两三天，都会来电话提醒我还账，问她是不是我的帐户被列入“I.C.U”（特别护理单位），她忙说不是，并解释说这是对有一定消费额客户的优惠服务，怕他们因忙碌忽略还账而被罚款加利息。我告诉她，我不需要这类服务，这是一种干扰。 自此，再也没有接到她的电话。后来才知道，她原来一直和我的助理保持联络，要助理别让我知道。她告诉我的助理说，她已经摸透我的脾气，不想惹我不高兴。
这实在是一个善解人意又十分敬业的女该。
她的名字，使我想起《神曲》作者但丁“一见钟情”那个也叫Beatrice的女主角。但丁为她写了许多诗篇，收集在他的作品《新生》里，并附以记事和注解。这部书可以说是《神曲》的前奏曲。
这个女人是意大利佛罗伦斯一个富人的女儿。但丁在她九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她，十八岁那年又见到她一次。两次见面，都惊为天人，对她留下美丽的深刻印象，爱恋之情油然而生。不美的是，但丁无缘亲近她，她嫁给一个银行家；不幸的是，红颜薄命，她在二十五岁就逝世了。
Beatrice是被但丁神化的一个女人，没有具休形象，我们只能从他的诗篇中想像她的神秘、妩媚、纯洁、笑靥动人、声音柔美。但丁在《新生》的尾声说，他要为所爱的女人立一座纪念碑，这纪念碑从来没有谁为女人立过。批评家说，但丁这段恋情（单恋）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他对“地狱”、“净界”和“天堂”的看法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
我不曾涉猎对但丁进行心理分析的文章或著作。对一个九岁的女该一见钟情，萌生爱恋，这是柔侠之情（但丁和Beatrice年龄相近），缠绵一生一世，虽然未必是绝无仅有，但毕竟是难能可贵。《红楼梦》卷首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好可以借来作但丁恋情的写照。

爱情 谎言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那些谎言”是《红楼梦》小说中，迎春用来描绘史湘云的一句话。如果用这句话来解释爱情，难免会使天下有情人感到大煞风景，意兴阑珊。可是，亘古以来“爱的谎言”泛滥成灾可资例证的，倒是多如恒河沙数。
最近为了写一些伪君子们嗤之以鼻的“游戏文章”，闲书读多了，益发觉得人性的可爱处，乃在於求真的执著。从各个方面去探索事物隐藏的景，似乎是乐此不疲的一种追求。
现代专家学者们研究范围几乎无所不及，连“爱情真相”也成为潜心探索的一门大学问。如果我告诉你，根据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的分析，所谓“爱情”不过是“一场互相欺骗的迷藏”，而“绵绵情话”只是热情冲动时发出的一种“动听的声音”，就像梦中快乐的呓语，并不是正常生活中所存在的。你一定会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大吃一惊，痴男怨女们甚至可能绝食抗议呢。
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今人故作耸人听闻之说。除了我们的古人曾问世间情为何物，那位英国人宁可失掉一百个印度也要拥有一个他的莎士比亚，虽然写过不少赞颂爱情的诗篇，但他对爱情也还是抱着存疑态度。不然的话，他不会说“若说你可永世爱一个人，无异说一支蜡烛能点燃到你的生命尽头。”他又说：“当我的爱人发誓真心爱我时，我会信她－－虽然我知道她在说谎。”这些对爱情加以否定的“警语”，读之能不泄气么？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是为情所伤屡医无效的最后一方膏药，灵或不灵并不重要，贴上去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就行了。我这个江湖医生，其实也经常向上门求助的情伤男女推销这方膏药哩。
毛泽东除了鼓吹不断革命论，也身体力行实践不断恋爱论，所以一生娶了已知的三个老婆。依专家们的说法来推论，这不断恋爱，是要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去圆的，不管这三个老婆是同时活着，或是死了一个娶一个，或是离了一个又娶一个。江青在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掀起巨浪，推波助澜几乎毁了中国，不知道她是不是心理上对爱情谎言的大报复，这只好留给专家们去考证了。
对於爱情，我其实并不那么消极和绝望。顾肇森的说法是我比较能够认同的，他谈到对爱情的认识，毫不讳言地承认多属歇后语（Aphroism），就如“爱情是幻想胜过理智的结果”。人活在幻想中有什么不好呢？即使那是一个虚无飘缈的梦。

飞镖才女

说起来也许你不会相信，写文章的女人发起狠来，真的会叫风云色变，连神都会跟着鬼逃窜。白韵琴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前阵子出差到香港，在她的《太阳下》专栏读到一篇题为《要爱就爱》的小品，，全文虽然只有两百二十八个字，却是字字飞镖，直透要害。
且读一读其中一段：
“人总是喜欢一时不偷鸡就要当保长，摆出明月清风公正廉洁的姿态，某些事情换了他自己，说不定做得更尽。其实决定了爱已是一种勇敢及付出，无关者却硬要说该不该、配不配，他是老几，也配？”
在这之前，早就从报端知道她正和一位年纪几可当她儿子的艺员闹恋爱，而且玩的很真。圈中那些神神鬼鬼，免不了在背后指指点点，你一句我一句。神说女老男少违伦常，鬼说糟塌童子太残忍。总之，香港人扮神扮鬼，刻薄起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这下子可惹恼了白才女，杏眼圆睁对神鬼们口诛笔伐起来，且扬言要逐个掀他们的底牌。那些屁股生暗疮的一窝神鬼，一听到被白才女瞄上，个个吓得脸青唇白，不分神鬼，化成一缕青烟，都不知所踪了。
我欣赏白韵琴，是因为她是一个很真的女人，就像她拍写真那样。她的另一个可爱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简而清有次犯了她，讨了一身没趣，王亭之还在《香港周刊》的专栏里幸灾乐祸为她鼓风呢！
“香港最后一个处女”这句话，白韵琴是不是始作俑者，不详。不过，我确是在她的文章中第一次读到的。那时候，香港小姐罗佩芝搞宣传，每逢记者招待会都一再声明自己还是个纯情处女，白韵琴越听越冒火，写一篇文字对她嬉笑怒骂一番，说她是“香港最后一个处女”，读之绝倒。
谁都好，为白韵琴这段“忘年之恋”卜吉凶、断是非，皆属多余。世间男女都有相爱的权力，至於如何衡量及运用这份权力，以及可能产生的结局，都是很个人的事。当然，个人行为也受到一定的道德规范约束。可是，别忘记，你我的道德价值标准，并不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道德价值标准。
两性间的爱，正如爱默生所说“是一种能力最大的符咒，任何巫术魔法都不能不对它让步。但只有一种力量是可以抵抗它，那是什么，不是火，也不是空气和物质，而是时间。”
为什么不让时间去决定一切呢？

男人婆

“男人婆”一般上是指作风粗犷或男性化的女人。我总觉得它带有贬的意味，是用来形容没有男人的本事又要充男人的女人。这个词儿据说是大男人主义的香港人创造的，它和“女人嘴”异词同义，骂八卦男人，却去伤无辜女人，似乎天下女人都有一张八卦嘴。
一位有业务来往的香港朋友，闲谈中每次提起他的女性上司，总是离不了那句“上头那个男人婆”。在我的想像中，那女人一定长得高头大马，声如洪钟，搞不好相貌可能有若凶神恶煞，见之丧胆。
后来有机会和他的上司接触，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她请我们用晚餐，我留心观察，始终感觉不出她有丝毫男人味。她谈吐温文，态度含蓄，言谈间不时流露她对下属的关怀备至。聊到个人爱好，品味也极高，古典的浪漫和现代的抒情，兼而有之。
饭后大家步行准备越过车辆川流不息的九龙弥敦道，行人绿灯亮了，两头来往车辆都停下来、就在横跨马路那一刻，忽然发觉她被卷进人堆中无所适从，一脸惊悸！我忍不住靠近她，扶她一把。
这怎么会是一个“男人婆”呢？
隔天到她公司作礼貌拜会，走进她那空间不大的办公室，真不敢相信，作为美国一家著名化工公司的香港区域经理，围绕着她的竟是电脑打字机、图文传真机、萤光幕电报机和微体电脑之类的资讯器材组合。看这些设备，就知道她是高性能的肉身机械人，统领整个香港公司的操作。她一心数用，可以一边听电话，一边批阅公文，同时又能对进来候命的下属作出指示、一丝不苟，有条不紊。我几乎怀疑她不是那个连过马路都需要保护的女子。
她手下除了一名兼任接待员及处理普通文件的女秘书，其余都是拥有大专资格的男性市场执行人员。问她为什么要一脚踢，不把部分工作如收发传真文件和电报交由秘书负责，她说一些涉及商业机密的资讯不能假手他人。她澄清说，这和“疑则不用，用则不疑”无关，公司政策对员工在机密范围的可知层次有所规定，以她为例，总公司对她也只提供在她职位上应得的资讯。“行政人员手册”中对“谁该知道些什么”划分得很清楚，因此，信任或不信任问题并不存在，有些工作非自己承担不可。。
听她侃侃而谈，对我这个在管理上崇尚无为而治的人来说，很明显的感觉到压力袭人来。在强势领导的演化过程中，女性的强者姿态，展露无遗。如果人们一定要为“上头那个男人婆”作一个合理的诠译，那就是“男人能，女人也能”，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至於它是否还含有我在前面所说的贬意，那可是见仁见智。

伪装

因为这个专栏，接到一个失去联络多年的朋友写来的长信，除了亲切问候，还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一个对婚姻充满期望的女人，忽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因而萌生挫折感，该怎么办？
她所陈诉的理由很简单，十年婚姻生活，逐渐侵蚀她主宰个人生活的权利，她不能随自己的心意和喜好安排业余生活，甚至在专业的再进修上都不能遂所愿，一切得以丈夫为“主”。丈夫在她最疲累的时候，要她刻意装扮一番，拖着她参加酬酢式的喧闹晚宴，只是为了炫耀他有个“贤妻。”在艳阳高照的周末和星期天中午，要她带着两个孩子在高尔夫球俱乐部等他打完十八洞。虽然俱乐部有泳池网球场桌球室和k房餐厅等这类设备，但都不是她和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场所。他完全不考虑她和孩子们对这种Club life的不能适应；而且她很清楚，他打高尔夫球并不是要运动，而是为了“提高身份”和想接触一些“有身份”的人。
她从念大学开始，就有周期性头痛，到今天都不曾间歇过，工作压力大就会病发，得立刻赶回家，一面呕吐，一面猛吞止痛药，把自己关在不能有光线的房间里，至少折腾五六个小时才逐渐复元。他对她的病情，除了恋爱那段日子，从来不曾表现深切的关怀，或主动陪她去看专科医生。这些年来，她自己挣扎着去看了无数次医生，他竟然连“医生怎么说？”都懒得问一句。有么，就是重复那句：“老毛病，休息一下就会好！” 。
因此，她强烈感觉到，她只是在他的生活中任由摆布的一颗棋子，而不曾在他的生命中拥有一席之地。她说，这已经不是被忽略或受冷落那么简单，从他回到家里“那一脸寒霜”，可以看得出他在晚宴中，在俱乐部中的另一幅脸孔，是伪装，是演给人家看的。
她说她很怀念当年在恋爱中，他“那一身寒酸”的日子。至少，在炽热的感情交流中，彼此都能感受到生命中扎实的爱。
“要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保持那一份恋爱的激情。是很不容易的。能够进入自我而有他的境界，就要看个人的修为了。”在给她的回信中，我只写下这几句话。不想说教，更不屑谈夫妻如何相处之类的八股，因为她绝对不是一位低智商的听众。而且，她一定明白我将她的信整理成这篇文字的心意。
雨果说：“男人的错误是来自他们的自私，女人的错误是来自她们的荏弱。”这句话其实已经对整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因为他要

在外国华文什志上看到一则女性化妆品广告，十分显眼，“花容失色”四个斗大青底变体字，加上夸张的惊叹号，真的会吓得那些扮美女子”脸青青”。当然，这则广告的构思不外是，如果要避免“花容失色”，不让美丽的脸庞留下岁月的痕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它介绍的化妆品。这类带有恐吓性的广告语言，不算高明，在一些国家甚至是被禁用的。但是，它给”花容失色”这句形容词注入的新定义，倒是达到了别出心裁引人注目的最佳效果。
爱美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对于这点，我始终存疑。
“女为悦己者容”早就说明女人是为喜欢自己的人装扮的，也就是说，是刻意装扮起来给人家看的。白居易《长恨歌》中“芙蓉如面柳如眉”的杨贵妃，还不是为了讨唐明皇的欢心而“美化”自己，展现“醉芙蓉”的万种风情，去满足“重色思倾国”的君王欲望。
《比墅抱翁录》有一段关于”醉芙蓉”的记载：“木芙蓉，潇洒无俗姿，花色不一，有白有红，更有一花而日三变者，朝白晚红曰醉芙蓉”。一日三变，可谓用心良苦。传说中“贵妃醉酒”的故事，想是和“醉芙蓉”也有关连吧。杨贵妃得靠保持美色来避免有朝一日被打入冷宫的命运。这原是十分凄凉和无奈的事，怎能说是天性呢？
年轻貌关女子常常会问她的男伴说：“有一天，我年华老去，皮肤皱了，头发白了，身材臃肿了，你还会爱我吗？”从这个每位在热恋中的男孩都会碰上的问题来窥探女性心态，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欠缺成熟的女性都会认为“美色”是保障爱情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中年以上的成熟女性，也不尽能消除这种观念，她们在埋怨丈夫对自己冷落的时候，总是离不了“我已经是七老八老的黄脸婆，你心中还有我么？” 。
从中年女性是化妆品市场上最大的消费者这个事实看来，她们担心失去美色就会失去爱情，显而易见。不过，IQ零蛋的先生们可别洋洋得意，当尊夫人经过一番打扮之后问你“这样好看吗？”不一定是“心中有你”，很多时候她是想从你的口中知道，当她出现在每个场合，她的装扮是否仍具吸引力。
其实，不渝的爱情是建立在无条件互相接纳的基础上，这样才能长相厮守，直到老死。如果将爱情比喻为花朵，我们就得保持宽容的心情，不断调整喜爱的角度，去适应从含苞到盛放、到凋零的“美的历程”。含苞的羞涩，盛放的艳丽固然是美得熏心，凋零又何尝不是对美的期许和怜惜？
疯子尼采很早就为男女之间的幸福界定了主从关系。他说：“男人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是‘他要’”。这句话如果用在女人扮美的行为上，不正好说明爱美并不是女人的“天性”而只是因为“他要”么？

他们有路

“有路”这两字用在男女关系上，十分敏感，因为它所暗示的，是男女之间越乎常轨的关系。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往往传得比光速还要快－－的幽庭曲径上的活动，不管是真是假，都很容易撩起人们的好奇心，成为“窃窃私语”的话题。
因此，在社交圈子里，这类冶艳传奇总是流传不绝，捉对儿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新鲜。至於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则祗有当事人才知道，非局外人所能揣测。
受这类传言打击最大的，往往是无辜的女性，尤其是离婚、寡居和单身适婚女性。一位专业女性对我说，男人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女人若被传和名不正言不顺的男人”有路”，那就是“绝路”了。她补充说，真有这么一回事儿的话，是自作孽不可活，若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被伤害的女性真的会涌起杀人的冲动。
这使我想起《北京法制报》女记者邱明的遭遇。这位被美国新闻界称为“中国的安兰德丝”（Ann Landers美国知名的女性问题专栏作家）的杰出女性，曾经离过婚。她在离婚后，由於工作上的关系，经常要和各个阶层不同的人物接触，她的“身份”使她立刻成为被人私议的对象。有一次，她因为和一位男同事单独在一起闲聊几句，就被对方的太太用棍子把鼻粱打断。又有一次，她向上级要求分派一个任务，遭到拒绝，理由是“身份有问题”。邱明在一再受到伤害之后，终於爆发了胸中积压的怒火，她冲出主管的房间，对着办公室的同事激动地嚷叫说“我是离婚的女人，我是小鞋，小婊子，你们想上的就来吧！”
自此之后，反而使那些原本以暧昧眼光看待她的同事们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她终於明白，向伤害自己的人低头，忍气吞声，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一定要具有主动改变别人对自己的成见的“大无畏”勇气。六、四之后，她留在美国，继续为大陆的《中国归女报》主持<秋明信箱>，专门解答家庭和婚姻问题，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男女感情事，她说她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她正是以这种超然立场解答妇女问题。
开放社会的男女关系，无可避免地会招来许多“奇异的眼光”。90年代广告媒体对两性角色输入的新观念，并不考虑这些“世俗”的因素。一家航空公司的广告画面呈现这样的场景：一男一女两位执行人员，各提着公事包相偕走在路上，边走边商讨问题，背景是悉尼的地标歌剧院。这对在外国公干的男女，肯定不是夫妻或未婚情侣关系。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路”呢？你说。

第二春，冷……

前一个晚上刚读到一篇关于离婚者再婚的离婚率报告。一位社会学家调查研究的结果，发现再婚者的离婚率竞高达百分之六十，因此他说，第二春可不像童话故事那样诗情画意（Storybook idyll）。 隔天上班，一踏入办公室就接到A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帮她找个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而她，正是我交往的异性朋友中，唯一的离婚再婚者。这件事真的是邪门得很。
她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是因为当时独身的现任丈夫介入引发的。虽然她极力否认这一点，并且在“前因”和“后果”方面作了许多剖白，但我还是相信自己就已知情况的判断。感情事有些时候很不可理喻，作为朋友，我只能尊重她的决定。
为了“第二春”，她付出很大的代价。亲朋戚友鄙视的目光不说，她在离开自己曾经深爱的丈夫的同时，也放弃了她仅有的叫她牵肠挂肚的稚龄儿子。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次陪她到前夫家与孩子见最后一次面的情景：她抱着一只电动熊猫玩具，牵着两岁大的儿子走向屋旁小庭院，把熊猫塞进儿子怀里，那孩子以陌生的眼光看她一眼，表情怪异，然后低下头，一言不发。她焦急万分，几乎哭泣着不断的对该子说：“我是妈妈啊！我是妈妈啊！你不认得了吗？”冷不防，屋里夫家的人从窗口抛出一句话：“你也配当他妈妈？”。她没有出声，从她挂满泪水的脸上，我看得出她好像被人在胸口扎了一刀；不过，揩干眼泪之后，她一脸坚定的走出夫家。我知道，她很倔强，而且自信，为了圆另一个美丽的梦，决无悔意。
不幸的是，这另一个美梦，在生下两个孩子之后，看起来又将以恶梦收场了。这半年来，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她会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这段第二次婚姻。可是，那天在电话上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命途多舛，我已无能为力”。
第二次婚姻所牵涉到的家庭动力（family dynamics），基本上和第一次婚姻有很大的不同。促成第一次婚姻成功的某些因素，并不能保证“第二春”可以永浴爱河。当涉及金钱，产业，和家庭其他成员问题的时候，红灯随时会亮起来。这是专家们的一致看法。
A的遭遇，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万缕柔情

记得在一次谈女性魅力和柔情的专访中，曾经提及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高龄女性，男性朋友们都想知道她是谁，是什么力量使我感到和她倾谈会“如沐春风”，她是不是驻颜有术，保住盛年的绝代风华，或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叫人心动？
我觉得十分滑稽，男人们在谈到女性的吸引力的时候，即使是对一个曾祖母级的女人，也会抱着艳情式的幻想；有人说，这是风雅之士的浪漫情怀，我看还不如说是邋遢男人的意淫心态来得贴切。
我对女性魅力和柔情的现解，并不是所谓“艳光四射”和“温柔体贴”。我认为，魅力是知性和感性兼蓄而散发的一种智慧的光芒，而柔情是一种亲和力，一份永恒的真挚，和蕴藏着文化内涵的婉约风情。
这类女性已经超脱样貌和年龄的约束，扩大魅力和柔情的时空界限，在独立的个体之外，和一个跟本身契合的整体，以及和不同的人、物、事无私地揉合在一起。你会觉得，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个不经意流露的笑靥，一个偶然的沉思，都是美。
作家亮轩说他所接触过的女性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现代舞宗师玛莎·葛兰姆。他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跳不动了。但是，她瘦小的个儿，站在舞台旁边，向观众介绍舞者动作的涵意，她声音的节奏和她的仪态，表现极优雅和蔼，令他非常感动而产生对她的好奇，於是翻看她的传记，发现她的一生，充满苦难，然而她却以无比的包容接受这些苦难，甚至替别人承担一些苦难。这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大，就是亮轩印象中最有魅力的女性。
我想亮轩所欣赏的应该是从传记中发现的玛莎·葛兰姆深厚的内涵。她在认知的成长过程中以出世的态度对人，以人世的精神做事，才是她感人魅力之所在；她以舞者宗师的身份站在舞台旁边面对观众，所展现的正是绵延不绝的万缕柔情，怎不令人倾倒！

柏杨答问

九月下旬在台北，受到柏杨夫妇热诚接待。在一次聚会中，我们曾就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略作讨论。柏老针对“乡土文学”、“杂文的影响力和地位”、“文学工作者应坚持的原则”等课题，发表了许多独具只眼的精僻见解，令人有振聋发馈之感。
以下是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记录。为了行文方便，乃以答问方式加以整理。原文未经柏老过目，内容若有出入，概由作者负责。

关於乡土文学

问：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多之中，中华民国文艺界曾掀起一场马拉松式的乡土文学论战。今天虽已平息，但影响所及，文艺界显然形成阵线分明，有所谓“乡土派”和“反乡土派”的对立。柏老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这场论战在我出狱之前已经开始，它的整个背景我不很了解。不过，我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阻止和打击乡土文学的发展。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音乐和绘画等等，都不能没有乡土生活的气息；它必须扎根在乡土之中，才会长得茁壮和结实，有亲切感，并引起欣赏者的共呜。有人说反对乡土文学的人别具用心，有意利用这个题目，排斥文艺界的异己分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我要说这些大人先生们是弄巧反拙了！因为这场论战无疑地已大大推动乡土文学更进一步的发展，确定了乡土文学的地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反对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中，有好些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当然，那是属於“外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不是“本省”的、台湾的。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大陆、台湾，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只要它带有乡土风味，就是乡土文学。性质上，它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杂文的影响力

问：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有人形容它是“匕首”、“标枪”，无论是短兵相接或长距离对垒，都能置敌於死地，特别是面临历史巨变的时代，其影响力非常之大，因而颇为一般统治者所顾忌。柏老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文学形式？什么时候开始执笔？柏老之被捕下狱是否与此有关？
答：我是在一九六○年五月开始写杂文的，一九六一年出版第一本杂文集。此後不断执笔，到一九六八年春被逮捕为止。在被逮捕之前的那段日子，我除了写杂文和出书，自忖并没有犯上什么祸国殃民之罪，而且言行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我之被逮捕是否与写杂文有关，我想只有逮捕我的人才能回答。至於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缜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

杂文的地位

问：我曾经跟一些学院派的名士，谈论过杂文的感染力，他们几乎都对杂文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且认为这种作品不过是文学上的“杂耍”，毫无地位可言，在文学史上根本“不入流”。柏老对此有何高见？
答：这是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所持的不同看法。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存在，其价值不是由几个人去决定。它必须接受历史的考验，长时期的研究分析，才能肯定其真正地位。比方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杂文的震撼力，只有睁着眼睛讲瞎话的人才会去否定它。它的存在价值在於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对下一代发生脱胎换骨的影响，这已经是不争之事实。说到文学上的“杂耍”，其实，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有人在玩弄文字技巧，尤其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派名士之流，对大众命运毫不关心。所写的东西苍白贫血，虚有华丽词藻堆砌的外表。这类文字游戏，不是肤浅得可怜么？杂文创作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创作技巧局限於时代的客观因素，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体会的。故意将它曲解为“文字的杂耍”，是统治阶层一厢情愿的看法。至於杂文在文学史上入不入流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说过，这不是少数几个人有资格决定的。追溯一下中国文学史，除了正统的八股文外；词曲、小说，不也曾经被目为“不入流”？尤其是小说（它若有地位，早被称为“大说”了），在卫道的士大夫眼中，简直是“邪书”“邪说”。今天，它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又如何？所以我说，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地位，决定於对人民是否具有好的深远影响，而不是决定於某些人的好恶。

文学工作者的原则

问：在柏老陷狱之後，也许有些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交代不过去，於是，就有人发表这样的论调，说柏老的文章“对国家是建设不足，破坏有馀”，“丑化民族形象”，“嘻笑怒骂只能制造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等等。柏老对这些说法，有什么感想？
答：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他对事物的看法，不过，那不一定是大众的看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写文章的人是不能避免面对批评的。问题是批评者站的是什么立场，这立场是不是符合广大读者群的利益，或者只是代表少数的特殊阶层在说话，这才是重要的，也是我们写作人所要考虑的。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是，国家民族一定要强大进步，不能固步自封。推动国家民族强大进步，是作为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能“破坏”国家建设，或“丑化”民族形象吗？这些年来来，我一直在讲真话，写真话。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对，那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发乎“真”和“诚”。你也知道，我从不奢谈什么“主义”，我只是关心被迫害者的命运，因为那也是我的命运；我爱护他们，正如他们对我的爱护。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一定要我像某些被豢养的黄马褂作家那样，想的是一套、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些人从来不会对人类付出真感情，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才对国家民族有利，有存在价值，那简直是没有天理了！

人性的光辉

人生最美的是朋友。The best of one's life is one's friends.史蒂芬生 Adlai E. Stevenson
一 关于柏杨
柏杨，台湾著名杂文作家、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思想家。
一九六八年，因：“运用文学技巧，影射政府腐败无能，离间人民对政府之情感，侮辱中国传统文化”，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以叛乱罪名起诉，次年被定罪，从“唯一死刑”改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後减刑为八年。一九七六年刑期届满，继被软禁於绿岛（又名火烧岛），迄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正式获释回到台北。前後陷狱达九年又二十六天。
有一件事鲜为人知，就是柏杨在陷狱期间，曾绝食二十六天，险些送命，还是由狱方强迫注射营养针救活的。这是最近复出的李敖加以透露。
他在狱中：“在火炉般的斗室里，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上，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三部历史研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袭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总页数有三千页之多，已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
目前，他恢复撰写脍炙人口的〈柏杨专栏〉，发表於台北中国时报，并出版了〔活该他喝酪浆〕和〔按牌理出牌〕两本杂文集。陷狱前他出版的杂文集共有二十三本：〔倚梦闲话〕十集、〔西窗随笔〕十集、〔云游记〕两集，和〔挑灯杂记〕一集。此外，并以郭衣洞原名出版过小说集计有〔秘密〕〔莎罗冷〕〔旷野〕〔挣扎〕〔怒航〕等。
月初，在台北小聚，他透露自获释後，当局一直不批准他出国，虽然美国方面曾有学府延聘他去讲学。他对马新关心他的朋友们非常感激，频频嘱咐转达他对大家的问候，并深切期望有生之年能前来马、新，和大家见见面。
二 纪念柏杨坎坷的生命历程
台北归来，接到梁上元寄来一本她和朋友们编著的〔柏杨和我〕，并附一纸小简说：“这是几位朋友为祝贺柏杨先生六十寿诞编印的小书，我们知道您是他的好友，敬寄上一册，共作纪念，并请指教”。
上元是柏杨的忘年之交，异数朋友之一。柏杨文名大噪之时，她还是年仅十六岁的高中女生，现在也不过二十来岁，已经当上中国文化学院的教授。十六岁那年，她以“寒雾”为笔名模仿柏杨的笔调，写一封信向柏杨致意，表示体会柏杨那份“国仇家恨难挥泪，且把心情作笑声”的寂寞情怀，并对国事、人性、民心，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使柏杨大受感动，而缔结了他们之间珍贵的友谊。
柏杨陷狱之後，她与留美的物理学家孙观汉博士，在台湾和美国互相呼应，对柏杨的命运关怀备至，多方营救，因而与柏杨、孙观汉、还有一位在柏杨服刑期间不断加以照顾的他的女学生陈丽真，共结为“岁寒四友”。
梁上元编著的〔柏扬和我〕这本书，是柏杨身边一群朋友，为了纪念他艰苦坎坷的六十年生命历程，而特别印行的集子。全书分为四个部份：第一部份〈柏杨和我〉，是柏杨知交们个别执笔的至情至性文稿，以资纪念他们与柏杨之间的不平凡情谊；第二部汾〈信函〉，精选数封致柏杨的信件；第三部份〈访问、报导〉，搜集了几篇报章杂志上对柏杨的介绍文字；第四部份〈著作的评估〉选录的是在海内外一些报章或杂志上发表的对柏杨著作的反应和评价的文章。可以说是近年来出版的，唯一以柏杨这位传奇性作家为主题的书。
三 令人激动的真情和爱心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情绪波动很大，内心受冲击，几次禁不住怆然泪下。柏杨在他的诗中写过这样一句：“满眶眼泪酬知己，一片苍茫对故人”，是他陷狱後心境的写照，情意深重，教人心酸不已！柏杨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性情中人，他满眶眼泪是为了“酬知己”；我读〈柏杨和我〉热泪盈眶，则是因为看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真挚、纯洁、高贵的友情而感动、感激！
在这人世间，真正能令人感动又感激的，不外是人类之间的真情与爱心。可是，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真情和爱心偏偏大少大少了，因此一见之下，如获至宝。我一口气读完全书，揩乾泪水之後，但觉胸中气势磅礴，有如万马奔腾，一发千里，对人类前途，重新充满无限信心。
这本书叙述柏杨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出神入化，扣人心弦，令人好生羡慕！有道是“患难见真情”，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我不是所谓“人性论者”，但在捧读此书当儿，人性的真、善、美，不住的在脑门涌现，在心中翻滚，久久不能平伏、这个时候，我才真正领略孙观汉在〈柏杨和我〉文中所说的：
“我是一个从信神到不信神的人，可是不知何故，每逢心中有非常快感的时候，总是把上帝重新。拉来，向他谢谢。”
“向他谢谢！”这正是我读完全书后的另一种感恩的心情。也正是这种心情的驱使，我拟了这篇文稿的题目“人性的光辉”。
四 孙观汉和柏杨
这本书的主题部份，是由柏杨的九位朋友和他的新夫人以〈柏扬和我〉为题，分别执笔。他们是．孙观汉、梁上元、梁黎剑虹（梁寒操夫人，上元的母亲）、虞和芳、罗祖光、史紫忱、吴觉真、筑音、姚安莉，和张香华（柏杨夫人）。十篇文章中，除孙观汉一篇曾刊载于台北出版的〔爱书人杂志〕，其馀皆未发表过。
说起孙观汉和柏杨的交往过程，实在使人难以置信。
孙观汉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在美国匹斯堡第一次给柏杨写信，感谢柏杨的思想对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影响。自此他们开始通信，两年多之中，往返了十几封信，至一九六八年初，柏杨陷狱，连系才被切断。
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柏杨出狱之後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离开他们第一次通信的日子是十二年九个月另七天。难怪他们在见面的时候，百感交集的相拥在一起，哽咽地说：“想不到我们在今生还能相见”。
孙观汉在他的文章中说：“他坐了九年二十六天莫须有的牢，我的心虽也陪他坐了九年二十六天的牢，但谢谢他思想的影响，我的精神却一直在牢外”。
就因为“精神在牢外”　在那九年多中，他锲而不舍地做着营救柏杨的工作。他为柏杨而写的文字和信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至少在百万字以上。用梁上元的话说，他是在爱的路上踽踽而行，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在爱的路上屡仆屡起，挣扎前进的珍贵足迹。
在柏杨心目中，只有法国文学家左拉能和孙观汉相比较，因为左拉曾经为营救与他素不相识被诬以谋反的屈里佛斯，而写下千字不朽的〈我控诉〉，最後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仍奋斗不懈。因此，柏杨赞美他的这位恩人是“道德勇气的化身”“勇者的画象”。
可是，对於这些赞美，孙观汉诚恳的表示了他的异议。他在文章中说：“用不到谦虚，也不应该谦虚。柏杨的这个看法，是我们这次在台北历史性会晤中，唯一和最大不同的观点。
“让我先把时间拉回约二十年。在一九五九年，我幸运的得到美国了Fulbright的教授奖金，和梅贻琦的邀请，到台湾新竹，来帮助清华大学的核子研究工作，那时候看到大家对清大校长梅先生那么尊敬的样子，不免请问当时清大教务长陈可忠先生关于梅先生的伟大处。陈先生说，梅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清大校长，由于清大有庚子赔款退还的大批美金，而多年以来，梅先生仍两袖清风，不贪一文；这不但很了不起，实在是很伟大的人格。当时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心情又沉重，又激动。一个大学校长，不贪污学校的钱，是份内的事，怎可说是伟大的美德？我们的道德基础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道德标准到什么地方了？我感到伤心。
“同样的，对营救柏杨的事，在爱国、在正义、在道德、在友谊的立场来说，凡是稍有人性和良心的人，都会出来说话和抗议。我九年多来的说话和抗议，正如梅校长的不贪污清大钱财一样，是一种本份，实在不值得嘉许，更不要说颂扬了！”
他接着又写道：“我只是做了我本份和良心应该做的，如果社会觉得我的工作超於平常，那是因为社会道德的沉论和堕落，我深感伤心！”
孙观汉的高贵情操，已在这番话中表露无遗。所有关爱柏杨的人都知道，在柏杨陷狱九年多期间，在营救工作上，付出最大代价，他甚至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写信给在狱中的柏杨说：“我真真的希望我能代你坐牢”。在那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他为柏杨奔走伸冤，向国际特赦机构，人权组织，呼吁主持正义，要求美国学术界干预，以发挥影响力，使柏杨能早日获释。
他虽然那么积极的、充满希望的进行着营救柏杨的工作，但他有苦闷、悲伤的时刻。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深夜或微晨，想起柏杨在狱中受苦的情形，想起他此生出狱渺渺无期，常感一阵心酸，黯然泪下，有时甚至一人出声哭泣，伏在写字桌上，不能自制！”
他更改徐于（言旁）写的一首诗来表达他那个时期的心境：
午夜惊醒 苦对残更 书断万里 人杳诏狱 人生百年一梦 此心耿耿如雪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会具有这样浓烈的爱心，为一个素未谋面，只是“景仰”的文学家朋友，作这样大的牺牲、奉献。孙观汉就是这样的一个好老人。他忠於国家，义於朋友，这都是因为他有着一股无私、诚挚、伟大的爱的力量。这股力量塑造了他的爱国的人道主义者的鲜明形象，令那些在亲友遭逢困难时“亲也不亲，友也不友”的懦夫惭愧、汗颜，不敢抬头。
－－我们怎能不为孙观汉大声喝采！柏杨有友如孙观汉，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虽死而无憾了。
五 梁上元和柏杨
梁上元在十几岁的初中时代，就迷上柏杨的作品。她是名门世家的掌上明珠，由于早熟、懂事，而且有一颗比任何人更容易激动的心灵，年纪轻轻的就对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关心和困惑。她不满现状，又无从下手要求改变现状，因而对传统有著强烈的“叛逆”心理。她长在温里却不能无视於温室外多苦多难的世界。
她在文章中说：“温室外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直接的侵扰到我，但却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经常使我震荡。”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接触了柏杨的作品，被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气势所吸引”，而写信和柏杨论交。
她回忆在柏杨陷狱前两年中，他们之间交往情形时，写道“柏杨和我近在咫尺，都住在台北市区，但我们并不常常见面，也很少谈及个人的实际生活。几次聚会，都是极热闹又盛大，往往是他带着娇妻爱女，我带着幽兰、瑾玲二剑客　不是去吃老爷鸡，就是去看○○七情报员电影。在那样的气氛下，很难静下心来深谈。只有一次，我和幽兰、瑾玲路过柏府，他一人在家，我们坐下来随便聊了一些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他谈到沉痛处，突然流下泪来，使我们手足无措，久久不敢讲话。在我们经验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人』会为国家、为社会伤心落泪。”
接着回峰突转，她提及当年惊闻柏杨陷狱的往事：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的〈初出茅炉〉刚刚再版，爸爸妈妈的健康情形也很稳定，台湾大学校园中杜鹃灿烂，我手持着厚厚的书本，来往於壮丽的棕榈大道上，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勃勃生动，欣欣向荣。而三月七日，却突然得到了柏杨入狱的消息。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在平静愉快的生活中，像一个晴天霹雳。对我天真纯洁的爱国热情，更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打击！”
她所钦敬的偶像，在无辜的罪名之下身系囹圄，变故突如其来，怎不教她伤心欲绝，特别是她还是个天真纯洁可爱的孩子，不要使她因此对人生失望。
上元后来在写给孙观汉的信中，表达了她当时的感受。她说：“我们当场痛哭失声。柏杨先生的伟大、细心，可爱……远超过我平时所想像的，任何有情人看到他的留信，都一定会流下眼泪……孙伯伯，您想想我的感受，我是那么那么爱我们的国家啊！”
在另一封给孙观汉的信中，上元又说：“我发觉我所以会对这件事这么痛心，是因为我原本对国家的爱，有着无法协调的固执，当我接受了打击而必须仍然坚持自己的固执时，内心的冲突更难以平息，无限伤心便由是而生。”
写这些信的时侯，上元只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女生。在她这样的金色年华，而且已经实现台湾高级中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来来来，来台大”的初步理想，她所继续追逐的应是“去去去，去美国”的最终目标。可是，她却不然，因为柏杨事件，她忧国忧民　痛心疾首，除“甘冒大不韪”给柏杨探狱送食品，在柏杨移送绿岛之後，她就不断的给远在美国的孙观汉写信，抒发满腔的悲愤情怀。在柏杨陷狱期间，她与孙观汉书信往返，不下数百封，信中谈世界、谈人生、谈国家、谈酱缸文化、谈爱情、谈朋友、谈日常生活琐事，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柏杨和他的冤狱。
一直到柏杨重见天日，她还担心他在绿岛过了那么漫长绝苦的日子，会无法适应睽违已久的现实社会　忧虑他会因为无家可归（柏杨陷狱后，前妻倪明华携女与他仳离）而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愤怒和仇恨心理。而在她看到柏杨在出狱不到两年内出版了小说全集、三部历史巨著、两本杂文集，恢复写《柏杨专栏》，又娶了一位美丽贤淑的女诗人当人生伴侣，“每一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之後，她才如释重负的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也重新拾回了十多年前的理想和热情”。这句话，说明了上元的“人溺己溺，人活己活”的善良心地。事实上，这些年来，她的眼泪并没有白流　她所推崇、敬爱的柏杨，不仅没有在折磨中倒下去，反而在折磨中更坚强的站起来。她可以雀跃欢呼，昭告全世界，正义一定会伸张，好人永远不寂寞。
－－她以有柏杨这样的朋友为荣，柏杨更应该以有她这样的知己，感到无比骄做和自豪。
六 罗祖光和柏杨
论交清之深，十位写〈柏杨和我〉的作者中，罗祖光是最够资格执笔的。他们相交十七年，虽然柏杨在狱中渡过九年多岁月，但在狱前的八年中，他们不仅是同事，而且是来往得很密切的家庭朋友，他最了解柏杨的“河南人的毛驴脾气”。
他在文章一开始时就幽默地说，柏杨是一个“糊涂虫”“可怜虫”。因为只有糊涂、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会成为英雄；而成为英雄就要身陷囹圄，搞到妻离子散，怎不可怜，可是，笔锋一触及严肃的主题，罗祖光笔下的柏杨，一点儿也不含糊。他所认识的柏杨是这样的：
“他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　他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视富贵如敝屣，有人说他很像郁达夫，但他又不是颓废派的人物　柏杨为『情』－－无论是爱情或友情，可以付出最大的牺牲，那是我无法讳言的。在一般人眼光中，他很任性，这是他择善固执的生活方式，这种择善固执使他得罪了很多朋友，和有权势的一些人物，可是他仍旧是要追求他自己所认真的价值生活。他自己不考究吃，不考究穿，为了他所爱的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对于柏杨的家庭生活情况，罗祖光也有很深刻的了解，而且大不以为然。他写道：“我们同事后不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的朋友。我说他不会处理家庭，是根据跟他的家庭往来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日以继夜的写稿，藉以增加收入，尽量支付他妻子的需求，妻子被纵坏了，孩子也被宠坏了，结果仍得不到爱－－他所追求的永恒的爱。柏杨一入狱，他的妻子就抛弃了他。”
也许由于他对柏杨的家庭（特别是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有着以上印象，在柏杨陷狱后，他就没有与柏杨离婚的妻子倪明华来往。他的这种态度，当时颇受一些人非议。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柏家的莫逆之交，有义务照顾柏杨的妻女。他对此却处之泰然，只表明不与倪明华来往，并非明哲保身，而是因为她有她的人士观，那人生观非他所能苟同，所以就任人们去批评了。
罗祖光是柏杨朋友亲人中唯一到过绿岛探狱的，而且是带着柏杨的小女儿佳佳同去。这虽然是出自柏杨的写信要求，但在当时那种客观环境下，到讳莫如深的绿岛去探视像柏杨这样的“政治犯”，尤其是在政治自由指数只达百分之四十二的台湾（美国〔时代周刊〕调查结果），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底或七月初的一天下午，他带着佳佳自台北飞台东，在台东留宿一晚。次日，乘搭一架单引擎单翼小飞机，飞往太平洋上的绿岛。在岛上和柏杨见面的一幕。他有非常动人的记述：
“我看见两个人踽踽的迎面走来，一位是陪伴的军官，一位就是柏杨。柏杨穿着一件白色长袖衬衫，一条没有裤缝的灰色长裤，满头白发，清瞿的身材，一见面，大家都忍不住的淌下眼泪。柏杨一面喊着我的名字，一面叫着佳佳　父女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提到柏杨父女相聚的情景，罗祖光有无限的感慨，也有着“旁观者清”的不同看法。他在文中说：
“说实在的，那两天我们在绿岛，柏杨喋喋不休的，还是想拾回佳佳与他的父女之情。柏杨不时的会说：佳佳，你记不记得小时候骑在我颈子上，我带你去玩滑梯，坐翘翘板？佳佳，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多顽皮，拿剪刀去剪电线？……佳佳硬着头皮，不说一句话，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反抗她没有能够得到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家庭温暖和完全的爱。柏杨就是不懂这些，他以为他一直是和佳佳相依为命，他认为他有勇气活下去，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女儿。”
柏杨对他的女儿的亲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毕竟佳佳已经有八年多没有和他在一起；他被逮捕的时候，佳佳八岁，是最需要父爱和母爱的时刻。在往後八年多的日子中（她和柏杨再度相聚时已是十七岁），她失去父爱，还要承担父母仳离的痛苦。此外，不管是在什么理由之下，倪明华能够在丈夫陷狱之时加以抛弃，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个好母亲，佳佳所能得到的母爱，是可以想像的。在这种“逆境”中成长的佳佳，你能指望她没有仇恨、没有抗拒么？所以，罗祖光在离开绿岛的前夕，一方面鼓励柏杨振作，一方面也劝他对佳佳“不要操之过急”。
探狱一年多以後，柏杨正式获释回台北。罗祖光第一个为柏杨接风洗尘，并安排柏杨住在他家楼下改装过的汽车间。祖光说，这是他的大胆建议，为的是要让柏杨生活冷静，而且汽车间也够宽敞，他也容易就近照顾。一直到柏杨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才搬去香华的旧居。
“岁寒四友”之一的陈丽真，曾经问过柏杨一句话：“假如你再有事的话，先找谁？”柏杨毫不迟疑的回答：“先找祖光。”就凭这一句话，可以知道罗祖光在柏杨心中的份量。而罗祖光正是用这两句对话来结束他的文章，可见他是多么为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踌躇志满。
七 张香华和柏杨
张香华的〈柏杨和我〉，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副题：〈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中的一句，但用在张香华文章里，意境全然不同。不因为什么，只因为作者是柏杨夫人。
我是在去年听到柏杨再做新郎，才第一次知道新娘张香华这个名字　并且知道她是一位诗人。我感到很抱歉，由於她的作品少在我国发表，加上自从诗人余光中写“狼来了！”对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乱扣帽子之後，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憎恶，我就很少读现代诗，所以也就对诗人（特别是台湾诗人）的名字完全陌生了。
在本书十篇〈柏杨和我〉之中，张香华所刻划的柏杨的形象，最为传神，使柏杨的风貌跃然於纸上。诗人的观察力一般都是敏锐、快捷的，她和柏杨从结识、交往、恋爱，以至结婚，都非常“闪电”，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了解柏杨，她只看到柏杨勤奋的一面，就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于是，“两个糊涂蛋跑到一块儿去啦！”（柏杨语）
张香华和柏杨结合，许多的朋友都为她忧虑。她的一位闺中密友姚安莉就警告过她：“关了十年的人，你会遇上一个神经病！”香华自己也承认，打算跟一个刚刚脱离长期监禁的人生活一辈子，应该是有所顾虑的。例如，他的健康如何？他的心理是不是正常？可是，在一次大聚会中，她的朋友们都和柏杨一见如故，不仅接受了他，还非常喜欢他。分手的时候，她们留一句话给香华：“他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你也要好好的待他”。连曾经“听说柏杨恶名昭彰”的姚安莉後来都在自己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有人关在里面，有人关在外面，我是後者，柏杨在那么小的天地里，却能握笔驾驭文思、纵横千古；而我呢？足能至，眼能到的世界，是那么宽广，却由于努力不够，或受小小人言、或人事的困扰，反而将世界缩小了。所以屈服於环境的，反而是在外面的我，不是柏杨！为这点领悟：我落泪，为这点领悟，我上进。”
在张香华眼中，柏杨又是怎样的呢？她写道：
“柏杨给我的印象，随着频繁的接触而逐渐改变。初识时候的风度翩翩，已经慢慢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坚定、硬朗而意志昂扬，之後，他的风貌一直在变，我不断发现他无数个另一面。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复杂而又统一。』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经历险恶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那么倔强－－即或被有些人诟病为『任性』，而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
就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张香华接受了柏杨的爱情，也敞开了她对柏杨的爱。
在张香华写的〈柏杨和我〉一文中，我们也知道了一些柏杨狱中生活实况。原来他经验过“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检取烟屁股，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推进来”，“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士兵的监视下，作规定四十分钟，实则长短不一的户外散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遇到吆喝……”」，
“夜晚，难友们围绕着唱一首沧凉的老歌－－『老黑爵』”……
所有这些，倔强的柏杨都不曾公开提及，在他出狱後写的文章中，更闻不到一点儿他受苦受难的味道，有的只是他对国家的感恩。这种人，你能不为他哭泣，为他叫屈么？
张香华为了纪念柏杨陷狱那段可哀可泣的日子，写过下面这首诗：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出现在我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 救生艇的木桨折断了 我随处漂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恶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 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 掩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识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於无望 如今，我爱的人 来到我身旁 伸手给我，救找出灾难 使漂泊成为过去 疲惫已如拍落的尘土 他教会我对抗风浪，修补断桨 他教会我观察天候星象 我们用臂弯围成一个避风港 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 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不能忘记那些没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晒的烙痕 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 我们怀念那首歌 ”
这是我所读的第一首张香华的诗作。浓郁的爱情带着坚毅的生命力，是那么震憾人心！她所运用的诗的语言，清丽洒脱，朴实无华，没有那些污染中国语文的奇特语法，像“我的伤风有一点忧郁”，“如果老妪的耳朵我去了贞操”（诗人余光中名句）之类；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平铺真叙，没有转弯抹角，虚张声势。感情的洪流，顺着河道奔驰，使土地肥沃，没有泛滥成灾，叫生灵涂炭。
张香华不是一个消极的浪漫主义者，她和柏杨一样，不会有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更不会有廉价的同情心和虚伪的道德观。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造成的一条线，把他们紧系在一起。
近一年多来，柏杨的视觉越来越差，他的眼球内部患上“黄斑部变性”病症，看东西不十分明显，使他常在写稿的时候辍笔长叹，闭目养神。张香华在她的文章里说，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这句话概括了安慰、鼓舞、激励，和相依为命的最大决心。
如果爱情有一个避风港，我要说，柏杨已经为自己的爱情寻找了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婚姻挫折引起的家庭巨变，曾经给柏杨惨痛的打击，在他获释回台北当晚写寄给孙观汉的一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凄凉心境：
“今日踉跄回台北，人物都非两渺茫，去时家园如完瓯，於兹覆巢鸣寒蝉”
如今，这一切都获得补偿　张香华赋予他生命新的意义　和他一起迎接迟来的春天，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他心满意足？让我们为他俩祝福吧。
八 其他。小结
除了以上介绍的四篇〈柏杨和我〉的作者，其他几篇的作者们，也都一致对柏杨推崇备至，对他做了别具匠心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更完整的柏杨的形象。
上元的母亲梁黎剑虹女士叙述她们母女怎样成为“柏迷”，後来怎样在柏杨催促之下，母女先後从事写作。她文中说：“柏老为人，性情豪爽风趣、幽默、不拘小节，为朋友可以卖命，可以赴汤蹈火　像他这样的人，我永不能忘。万一有一天柏老登门借线，我建议你，他要借多少，你就借他多少，绝不会像他自吹的有借无还，我敢保证。”
还在德国的虞和芳，是从台湾到国外留学的，今天也是颇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她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和柏杨见过面，只有着一份心灵交流的友情。她为柏杨之陷于冤狱，写过不少诗文，并在德国慕尼黑城广泛推介柏杨著作。她说：“柏杨的作品，若以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会举出『爱』字。他所以甘心背黑锅，情愿冒着生命危险，还是喋喋不休的说话，只是希望我们能向上向善。他自己也说过，他何尝不知道『闷』为上策，但是他的话就是忍不住的向外乱冒。这只因他的一番爱心作祟。
为〈柏杨和我〉一书封面题字的史紫忱教授，允文允武，曾经是指挥过十万地下军对日本作战的将军，是柏杨老友之一。他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柏杨的认知基础　把柏杨思想归纳於太极、两仪、三才、四知、五行、六相、七情、八音、九如、十方。他的结论是：“柏杨的思想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是中国文化的。当我们四维（礼义廉耻）的『耻』字被涮之际，当我们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平』字被歪之际，无耻与不平的各种事实，动摇了中国，辱没了中国人，摧毁了中国文化。柏杨杂文所呈显的鞭性，是企图以“耻”来重振礼义廉，以“平”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无耻就是灭绝四维，不平就斩尽八德。从这个角度衡量柏杨，它的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破坏的？还是建设的？历史会给它正确答覆。”
目前在中央研究院研究昆虫和病虫害专家姚安莉，是柏杨夫人张香华的死党。她在文章中生动地叙述张香华和柏杨的恋爱经过，和他们家居生活的趣事，都是确实的“第一手资料”读来趣味盎然。谈到柏杨的写作态度之认真，她说有时在实验室中她都会接到柏杨十万火急的电话，要她查查古罗马神话中发怪问的人面狮身兽的名字。因此，她慨叹地说：“当你看柏杨埋首书桌时，就会发现他那行云无碍、流利如瀑的文章，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写成。那份酝酿发酵，已在他心头盘回良久。下笔时，字字句句，都是锤链之後的心血。当读者展读书文时，可知他多么盼望着读者能体察他的心血且能共呜？”这实在是非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就〈柏杨和我〉主题部份这些文章而论　纯真的人性，真挚的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作者之中，虽然大部份不是职业作家，但他们都能充分掌握圆浑的写作技巧　行文如流水行云，风格清新，语言隽永，丝毫没有雕琢之痕，更没有一点个人捧场文章的味道，实在难能可贵。
在台湾文坛，柏杨一直是位被争论的传奇性作家。反对他的人，都认为他的文章对国家“破坏有馀，建设不足”，而支持他的人，却认为他是基於爱国热忱针砭时弊，对国家爱之深，责之切，就如圣经旧约中说的：“谁爱他的孩子，谁就会严教他的孩子”。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我深信〔柏杨和我〕这本书将能提供最公平、最正确的答案。我郑重向关心柏扬、热衷於研究柏杨思想的我国读者，推介这本书。

组织、领导和时间管理

（1990年5月29日受邀在南洋商报、雪兰莪州中华大会堂妇女组和马来西亚青年运动总会联合主办的「90年代新女性训练营」企管讲座上的讲话。）


前言

日本社会党党魁土井贺子讲过一句话：“当女人改变时，政治就会改变。”，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政治改变当然意味著人类社会结构的重组，女人准备扮演重要的角色。
土井在日本掀起的政治热潮，被传播媒介形容为“女人造成的地壳变动”、“厨房的怒火”、“女性的叛变”、“女性力量的爆炸”等等。连执政的自民党都慌了手脚，海部内阁为了安抚日本女人，一口气起用两名女性阁员。
专家们开始研究这种“新气象”，蓦然惊觉，原来这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封建分工带来的“恶果”。怎么说呢？因为大部分男人被企业所吸收，他们只求在企业中有杰出表现，跟着企业成长，个人进修方面也都是和工作有关的知识，视野越来越狭窄；女人在家中，家务因电气化而一天比一天简化，子女人数因节育而逐渐减少，闲下来时间多，开始学习各种事务，吸收新资讯，参加社会活动，同时认真思考生活本质和生存价值问题，知识面扩大，视野因此比男人宽阔了。
这就为女人提供了“夺权”的条件。
所以，今天这个“90年代新女性”训练营，说句逗趣话，事实上就是“女性造反”培训营。所谓“上山学艺”，学成下山之后，大男人们恐怕要乱成一团了。
我今天主讲的课题（组织、领导和时间管理）是分成“组织、领导”和“时间管理”两个部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谈。
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一名企管专家或学者，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企业王国，所能够谈的，充其量是个人在经营成败中得到的经验和学习心得，提出来和大家共同研究。
另一方面，我会介绍一些在企管界被普遍认同的理论。但是，个人经验使我深切体会到，人性的因素和实践的灵活性，比什么都重要。况且，现代企管学说多如牛毛，众说纷纭，光是一套哈佛管理丛书，就有近百斤重，可以压出一个大头佛，可是在企业管理层中一旦遇上大奸若忠者流，还是不管用的。
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别说拿着一本《游泳术》趴在床上苦练，“扑通！”一声跳下水去会一直往下沉，即使是善泳者，也有死在水中的啊！

组织和领导

我们时常听说某人的组织能力很强，是一个组织高手，这可以分作两方面理解：
一、如果是以个人或团体为对象，就是说他有能力把许多人集合在一起，或是把一个分崩离析的团体整顿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去达致一个共同目标。
二、如果是以人力和物质资源为对象，就是说他有能力凝聚和提高生产力、合理进行资源分配(Resources Allocation)、有效地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设备和原料，去达致对产品所要求的“低成本、高品质”的指标。
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动员，所强调的是团队精神，这几乎是企管专家们的共识。将三几个人组织起来并不困难，甚至三几十个也不成问题；若要将成千上百的人组织起来，就不简单了。因为每个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不同，个性、学识、修养和对问题的看法各异，要使这些人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朝向一个目标迈进，首先要使目标明确和固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纵横联系，工作的指派肯定而清晰，随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这样才能发挥最有效的组织功能。
一般较具规模的企业，通常都有一份组织系统表，把每位管理层人员的职位和职权划分得一清二楚，由领导人按组织系统去指挥或协调工作。问题是，一些企业的拥有者或最高决策者，祗是表面上接受这种组织概念，用来充充门面，并没有加以贯彻，而且经常“不按牌理出牌”，颐指气使，随心所欲，搞到每个成员地位不明，职权不分，整个组织系统乱无章法，溃不成军，以致人力资源白白浪费。
管理层人力资源的组织结构，是显示由上而下纵的监督系统和横的地位与协调关系。每个单位协调密切，合作无间，企业最高领导人和各个单位主管指挥灵活，命令贯彻，才能巩固整个组织，高度发挥团队精神，赢得成功的果实。这是企管专家们一致认同的。
谈到物质资源的组织，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是把物质资源归纳为两类：一、生产工厂的设备和原料；二、贸易商的货源和出货系统。这和管理学上的“资源五分说”中，将原物料(Materials)、机器设备(Machine)和产销方法或技术(Methods)分成三个不同项目，有些差别。
我目前管理的两家公司，一家是聚丙烯再生料及塑胶捆包带生产工厂，另一家是包装器材及化工原料贸易公司。前者涉及生产设备的装置、操作、保养，以及原料的采购和成品制造，后者则涉及货源的寻求和市场的开发。两家公司的业务，都和物质资源的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生产工厂方面，我们的原料来自美国市场，这些原料大部分控制在美国的犹太商人手中，他们批给当地的台湾二盘商，然后销到世界各地去。由于是聚丙烯废料，品质很杂，加上价格波动大，船运时间长，在物资的组织和采购上，我们得步步为营，不能稍有错失。基本上，我们建立多管道供应，进行原料品质的严格鉴定，保留索偿权利，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市场的价格和美元汇率变动。在生产线的配合上，我们坚持做到定量入料，和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以高产量来降低成本。这些都是我们在组织物质资源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步骤。
在贸易公司方面，我们除了销售关系企业生产的聚丙烯再生原料和塑胶捆包带，也销售进口的包装器材和化工原料。整个作业和一般的贸易商没有什么不同。不过，由于我们是包销关系企业的全部产品，为了稳定产销关系的平衡点，我们必须有一套以健全物资组织架构为基础的进出货系统，譬如分摊库存承担、运输调配的机动性、品质控制（问题产品的迅速回收）等等，这个系统的操作，同时应用在我们进口包装器材和化工原料在本地市场的开发方面。它的有效性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谈到领导问题。
如果用政治术语来形容，今天的大企业管理在领导上已经摆脱“中央集权”的桎梏，进入“地方分权”时代。企业拥有者或最高决策者，通常会“下放权力”给各个部门高级主管，也就是部门的领导者，由他们个别营运，直接对中央负责。
在这种格局下，各部门的领导人就处在非常微妙的地位，他们上有董事会或大老板、下有十八般武艺皆通的鬼马部属（包括最可怕的专在背后放冷枪的杀手），要搞好份内工作，作出业绩，就要看他们是不是“领导有方”了。
企管理论家Harriet Eisenkraft针对这点，提供八项建议，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不管你是否愿意成为政治人物（这里指的是政客式的反应或政治手段，不是叫你去从政。）你都一定要认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领导人，首先要敏锐地掌握围绕在决策者四周的政策机构，充分了解其方针，这对你提出的建议是否能获得支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此外，你必须具备对周遭的政治性动作非常敏锐的感受力。不留意或甚至助长这种风气，将会造成本身的挫折感，破坏部门的团结，引发内部倾轧。
二、自我的取舍：尊重你的下属，让他们独立自主，就像你希望老板也如此善待你。必须记住，你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必须了解地位的悬殊，如果你自认是天才，那么你的老板更会以为自己是个超级天才。虽然大部份的最高决策者不一定都是自大狂，不过常见的是，许多部门的高级主管由于疏于防范“功高震主”的杀伤力，而使自己的事业惨遭腰斩。
三、团队合作：培养部门的统一格调和提倡团队合作，是首要实践的目标。这并不是部门与总部在互别苗头，而是从总部全面的识别系统中，区分出各部门的特色。此外还须明确地让你的属下知道，你会提升表现优异的人员，论功行赏，使他适得其所。
四、领导风格：夹在老板和下属之间，部门最高主管常有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感。有时迫于压力，突然有向下属解释最高决策者的态度、优点或缺点、讨论幕僚的种种资格和能力的一股冲动。或是心血来潮，向老板哭诉一番，抱怨这个那个。你一定要停步这种作法，同时切记不向任何人泄露自己的心机，在寻求建议和讨论取舍时，小心维护本身的尊严和自治。
五、神圣的使命感：要想成为一位成功的主管，就必须有强大的企图心，为达到既定的目标，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并无视属下一时之间可能产生的纷争。而激发下属工作力最好方式，就是借助达到公司的目标后产生的荣誉感。
六、进退得宜：你可能常会和最高决策者或幕僚意见分歧。这时必须掌握的诀窍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到底，什么时候放弃。当然，有时候还得认命地接受这些干预。你或许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并认为不能依自己的方式行事，你难以挑起责任。在现实环境里，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试图说服最高决策者，仍无法奏效的话，只好从容放弃坚持，全力贯彻老板的决定。
七、人事任免：一旦成为部门的领导人，很容易全盘指派自己的班底担任新职。实际上，这种作法非常不成熟，它可能会破坏自己的可信度和形象。如果一眼可以看穿下属某些主管的无能，你必须确定，自己的确是有知人之明。一旦决定需要换人，则不容迟疑。
八、善待部属：让下属随时掌握最新的讯息，是体贴和真心关切他们的最好证明。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抱怨自己犹如局外人，对公司的事一无所知。同样地，如果你不让老板也一样地消息灵通，你也会遭殃，而缩短了你的事业生涯。
这八项建议基本上对“怎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提供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特别是领导“禁忌”的提示，对时下许多企业高级主管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不过，值得注意的，有些企管学者却认为领导的“好”和“坏”并没有定论。Fiedler把领导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主管态度坚决，做事主动，能够控制一切，另一种是婆婆妈妈，被动的、体贴的。这两种类型孰优孰劣？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看它受三种因素影响的程度，一、上司和下属关的好或坏？上司是否受爱戴或是被憎恶？二、视所执行的任务是否结构化？是否有一定的作业程序？三、要看领导者的地位强弱。如果上下关系良好，办事有一定程序，领导者又得到顶层决策者支持，则以坚决果断的领导为优，反之则未必。
我在前言中提及人的因素和实践的灵活性，和Fiedler的观点有某些程度的契合。行为科学家提出的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观念，主要还是环绕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A和B合作产生一种行为模式，A和C合作又会产生另一种行为模式，所以人与人之间往往因为互相影响而发生一种互动(Interaction)行为。这是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不能不注意的。
在组织和领导这一课题告一段落之前，我建议大家不妨也读一读韩非子的《三守篇》。这篇文章提出如何领导和确保组织的三个要点：一、领导人若不严守机密，轻易泄漏“谁的意见，谁的提议”给身边亲信，部属中直言的忠诚之士，就会疏远，而且不讲真话。因此，领导人必须孤独。二、对有功者不能依本身判断来赏，要等众人赞誉才赏；对有过之人不能依本身判断来罚，要等众人指摘才罚。这样一来，领导人就会权威尽失，被众人所摆布。因此，领导必须主动和果断。三、领导人做事懒散，凡事都交由他人处理，权力逐渐下移，终于会被放逐。因此，领导人必须善于掌握权力，亲力亲为。
在两千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法学家韩非子就能提出这样精辟的见解，大家会不会觉得，现代西方企管学者的一些理论，和韩非子学说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时间管理

谈到时间管理这个课题，我就想起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和我所服务的集团总裁约好上午七点钟搭他的车子从马六甲到吉隆坡。我到他家的时候，是七点零五分，他已经走了，不过却留下他的另一部车子和一位司机，载我追赶他的车子，一直追到二十多公里外的Alor Gajar，才截停他转车。
对他这种作风，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是多年的知己朋友，我说了他几句，同时解释是因为东圭纳路（去他宁蒙眼的住家必经之路）早上塞车，我迟到了几分钟。他听后笑着说：“你是在马六甲出生长大的，难道你不知道东圭纳路有多间学校，除了假期每天上午都塞车？为什么你不能早十分钟出门？”他接着说：“创业的人，时间观念最重要，我这样作，不是小题大做，我是要提醒你守时除了不浪费时间，也是一种信用。”
他今天是一位成功的大企业家，是一间业绩彪炳的挂牌公司的总裁，同时拥有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和他出席过无数次的业务会议，“准时”永远是他的美德，和他约会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让他等待，因为他从来不让别人等待。
我不敢说自己今天对时间的拿捏，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尽其用”。但是，受这位老上司的影响，我的时间浪费率降低许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近在专栏文字中，我曾提起一面会客一面赶一篇稿子，或有人以为我在“显”（广东话“显示些什么”的意思）。其实，我是因为截稿时间迫在眉睫，而文稿的最后一段在清晨未能完成只好在中午利用和客户在办公室共享饭盒的时间赶完。这是我“挤时间”的惯常手法，包括找资料和撰写这篇讲稿的时间，都是用大同小异的手法“挤”出来的。
时间管理在企管学上益形重要，可以从五花八门的时间管理课程纷纷开设，以及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的事实中，窥见一般。
自从“时间”被列入企业资源之后，专家们发现它的两种意义，一是表示时间的长短(Length of Time)。如果同一项工作由两个不同的人负责，其中一个以十天的时间完成，另一个只花五天。这就显示后者懂得利用时间资源。二是表示关键时刻或时机(Timeliness)，如果做一件事同样需时一个月，但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月做比三年后的一个月做要有效果，就显示宝贵的时机是在三年前，而不是在三年后。因此，“怎么做？”和“在什么时候做？”在时间管理学上，是重要课题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一间银行，每天早上自动为你存入$86,400的现金，但每到晚间就不允许有分文在户口，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用完这笔钱，余额都变成零。那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是提出所有的款项。是的，你的确有这样一间银行，那就是时间银行。
每天早上它都会自动为你存入86,400秒，每到夜晚，无论你有没有把时间好好运用，剩余的秒都会化为零，而且不允许借贷。如果你无法用完那些时间，那是你的损失，没有回头的机会，没有等明天才提取的事。因此，你必须活在今天，每天作最好的投资以得到最大的成功和报酬。
一个好的时间支配者，通常都凭着一股紧急的下意识去做最重要的事和避免骚扰。当你因为没办法完成某件事而感到困扰不堪时，那一定是件重要的事，大凡重要事情都有截止日期，你的时间受到挑战了！你一定要在这场挑战中成为胜利者。
其实，所谓时间管理，就是管理自己。时间的浪费是行为和目标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因此，作为一个主管，如果有效地运用时间，首先必须学会管理自己。
有几个重点要注意：
一、辨别和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并列出先后处理的顺序，集中精力作重点出击。
二、明了浪费时间就是遗失时间。时间是一种无法储存的资源，失而不能复得。
三、目标必须明确化，这是管理时间的关键。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是因为他只有梦想与模糊的抱负，没有明确的目标，无法全力以赴。
四、分析可运用的时间。大多数主管都把时间花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和目标脱节。因此，主管一定要懂得如何改进使用时间的习惯，分析作业时间的成效，俾和达致目标统一步伐。
五、拟订每周工作时间计划表，凡事能预先妥善规划，当有较大胜算。规划自己的时间，必可达到有效运用时间的目的。
六、恪守“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除了留下10%—30%的弹性时间来处理偶发事件，其余时间都应该用来完成当天的事，否则势必因工作的拖延而破坏原先的计划，到头来一事无成。
如果大家要深一层了解“什么是浪费时间”，请参阅下列附表。这份资料是我从时间管理课程的英文讲义中译出来的。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在“交流”范围中的社交(Socializing)。美国企管学者大都认为是浪费时间行为的一种，日本企管学者则持相反看法，鼓励社交。另一项“会议”，原文是Meeting，也被视为浪费时间，这点我不同意。中译时我改为冗长的会议。因为祗有冗长或经常的会议，才是浪费时间。
最后要谈的是时间的取向问题。
现代的时间管理概念，是从“过去取向，现代取向和未来取向”三个层面去剖析时间观念。
“未来取向”通常在专业人员、经理人员等高收入层阶比较明显。他们多注重未来的事业发展，连周末都必须工作，而且时间以未来目标来计算，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去达到目标。他们绝对不会在完成之前放下工作享受。
“现在取向”的人则相反，他们很实际，很重视“此时此地”的感觉，很少想到抽象的未来，这种人比较关切自己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而非自己未来的升迁机会，他们若非宿命论者，就是及时行乐者，不大爱想后果。这种取向的人，以学生、家庭主妇和非技术人员为多。
“过去取向”者比较维护传统与往日的成效，而非创造新记录。他们常用老方法来看待问题。“以前，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是他们的口头禅。这种人比较不容易适应变迁。
以上任何一种取向的人都有其优劣点，最重要的是主管人员应该如何引导和安置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两种人，一种是虽然有一份职业或事业，却像是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直埋怨时间难以打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当一份闲差，再不然就是事业稳定，不必他操心；还有个可能就是，他善于安排工作，所以有剩余时间。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世界上没有“闲差”这回事，除了领退休金。拿人钱财就得付出代价，在其位而不谋其事，就是失职。说到事业稳定就不必操心，这显示其事业已停滞在一个静止阶段，不是好现象。至于有剩余时间，祗能说是工作量的分配不足，并不是善于安排工作。
另一种人是，不分昼夜，每天都忙得头昏脑胀，十足一个工作狂，日子可以说真是在“寝食不安”中度过，一直埋怨时间不够，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这种人的冲力和干劲无可怀疑，但对于工作的分配和时间的处理，明显的缺乏高效率的机动性，以致使自己变成“独脚戏”(One Man Show)的角色。在今天的企业世界，“将”已不能挡“兵”，所谓“兵来将挡”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观念，祗能收到事倍功半之效，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这两种人，都是时间管理学者的“病户”。你们是否曾经自我检查，本身会不会也患上这类病症？

结语

《90年代新女性》训练营的目标，无疑地是要为现代女性扩展自我空间，培养积极进取心，化被动为主动，为女性在社会上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这是非常可喜的发展。
我今天谈的课题，重点虽然是偏向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组织、领导和时间管理，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实践范围内，这些论点是可以扩大到家庭、团体和各种社会事务方面去的。
理论是行动的指导，行动是对理论的检验。新的理论会在不断实践中产生，作为向下一个目标进军的指示。因此，吸收新的知识，以无私的专业良知在实践中求进步，是今日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唯一途径。
我始终相信人性的因素可以决定和改变一切，特别是具有相同性向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因此，人性的许多弱点，往往会成为我们的最大敌人。“绊脚石”和“垫脚石”的形状差异不大，很难分辨，但一定要分辨出来。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美国企业是以服从多数的民主方式执行工作，五个高级主管中，三个赞成两个反对，依赞成者的建议行事，两个反对者会全力执行任务，没有第二句话。
日本企业也采取相同的方式，不过，他们在展开工作之前，会对两位反对者进行说服，直至他们点头为止，才付诸行动。日本企业界有一家大企业总裁（松下幸之助）曾苦苦要求下属持异议的财务主管支持其计划，为此每晚请这位下属吃饭，一时传为佳话。
华人企业表面上也采取相同方式。但是，两位反对者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会千方百计进行颠覆，抽后腿，满咀甜言蜜语，天天都在说：“我全力支持你们！”。脑子中一直在希望整个计划垮掉，以证明他们的“高瞻远瞩”。
你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在那里么？这些人都是企业界伪装成益虫的害虫。但是请放心，专家们还是有方法消灭这些害虫的，那就是，除了“怎样用人？”还要懂得“用什么样儿的人”。下次有机会，我会就这个课题和大家研究，同时谈谈我的经验和对这种人的看法。

我没有父亲

读山口百惠的自传《苍茫的时刻》，百感交集，喟叹不已。我实在难以想像她写下“我没有父亲！”这句话那一刻，她那颗淌血的心，是什么样儿的骇人的情景。
她也许在哭泣，也许在大杯大杯地喝着清酒，让冰冷的记忆凝结成一棵矗立在严寒中的秃树，任千万颗太阳一起向她照射，也不能溶解她身上沉甸的披雪。
她也许在愤怒，也许在大力大力地舞着长刃，让燃烧的记忆迸发出一股狂奔在平原上的溶岩，任百川汇流朝她扑去，也不能熄灭她身上炽烈的火焰。
她也许在－－
山口百惠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她的父亲早有家庭和子女。位做父亲的当年向山口百惠的母亲求爱时，曾经许诺“一定完全负起责任”。可是，在户口登记册上，山口百惠只是得到父亲承认的“私生女”。
到底是自己的父亲，她确是曾经喜欢这个把她带来世间的男人。不过，在成长过程中她所看到的一切，终於改变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总算看到了母亲不止一次地受到这个人的欺骗。这个人挥霍无度又不顾家，当时我们的生活全靠母亲工作张罗。我进高中那一年，母亲必须为我准备一笔数目可观的学费。她下决心,去向那个作为父亲的人商量，母亲相信的是父亲对女儿的爱，同时也可能是想以此确证这个人对自己的爱有多深。结果，母亲是大失所望！”这是山口百惠最早看到的父亲的面目。
“这个人既不慈祥，也不坚强，不够光明磊落，也没有丈夫气概。”山口百惠继续写道：“我一进入演艺界，这个人的态度立刻作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他利用我的地位，去向我所属的公司借钱。还利用父亲的身份，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去和演出公司谈我的合约问题。他抬着‘山口百惠之父’的招牌到处招摇，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可以用这个头衔来干他的勾当的时刻。”山口百惠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揭露父亲在她成名之后的可憎行为。
后来，她的父亲还为了“亲权”问题和她的母亲打官司，把可怜的母亲折磨得疲惫不堪。有一天，她的母亲悄悄到她住处对她说，她父亲提出只要付他一笔钜款就可以解决问题。她还没听完母亲的话，就打断说：“如果金钱可以了断，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这种人要的是金钱，不是血缘和亲情，我就是向别人家惜贷，也宁愿借来和他断绝关系。”山口百惠的愤怒、绝望和痛苦，都在这句话中宣泄了！
我真的无法接受山口百惠有着这样一个父亲的事实。我在襁褓期丧父，出生时父亲正远涉重洋在归途中出事，因此我连父亲的脸都没见过。但是，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一直是和蔼可亲和令人钦佩的.母亲和叔父曾经告诉我许多关於父亲的故事，他不但爱他的妻子孩子和弟弟，也爱他的族人。他在生活的海洋中搏斗，以至在盛年葬身海底，就只因为他心中有爱，要为他的家族奠下未来美好生活的基石，作一个真正的丈夫、父亲和兄长。到今天，我仍然为无缘见面的父亲感到骄傲，尤其是父亲生前交往的乡亲们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父亲的时候。
朱自清写父亲的《背影》，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那么震撼人心，是因为他有一个关爱着他，对他怀着深厚感情的父亲，使他在文字的追忆中能够进入化境。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那段父子情牵引出来的动人故事，也一直在温暖着人间的亲情。
年轻的留美学人刘镛，为自己刚考进中学的儿子写了近五十封信，鼓励儿子培养积极的人生观，战胜惰性和依赖心，同时告诉儿子：“我们最强的对手不一定是别人而可能是我们自己。在超越别人之前先得超越自己”。这些信已以《超越自己》为书名结集出版。刘镛正在扮演一个尽职父亲的角色，书的畅销已经说明这个角色的被肯定。
张曼娟在忙碌中寄赠她的《缘起不灭》，在《美丽的忌讳》篇章中也提起自己的父亲。在她家许多事都不顺遂那一年，她父亲忽然想起“前不栽桑，后不种柳”的俗谚，决定锯掉庭院中那棵一家人都非常喜爱的桑树。她看着父亲锯树，不敢吭声，暗自垂泪！到今天，她终於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以及二十多年来为周全保护家入所作的一切努力。她今天想起父亲孤独地驮着桑树蹒跚而行的情景，还是十分难受，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对父亲说出感谢。
因为读山口百惠的《苍茫的时刻》，她那句斩钉截铁的“我没有父亲！”，引发我对父亲的许多联想。这些联想亮丽的一面，和山口百惠的苍茫遭遇相比照，使人感觉她是一个叫人怜悯的不幸的女儿。在名成利就之后，她还在自传中对父亲作出强烈的谴责，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她和母亲身受父亲的伤害有多深。“孝”和”恕”的说理在这种情况中是不管用的，她给天下身为人父者的启示是，如果不能做个称职的好父亲，就不是父亲。
每一个来到生活舞台上的人，都要在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且必须落力演出，直到退出舞台为止。父亲－－这个角色也不例外。

问夕阳谁和我守住黄昏

－－记<学人书廊>之死


A friend is never known till he offers you his hand.

这已经是20多年前被一条文化狗咬一口的故事。




我曾经拥有一幅心爱的油画，是一位共患难的朋友送的。画的作者，是浪迹天涯的英国旅行画家，
名叫菲立普。
这幅画，画面是海平线上染红半边天的太阳，海鸟在灰里透红带着一片迷朦的长空掠过；近景的岸边沙滩上，歇着一艘斑驳残旧的渔船，拖曳着撒了一地的破渔网。
朋友知道我喜欢这种意境，花了一千块钱买下来送给我，摆挂在以前那家书廊我的“过境室”。
这幅画的题材，可以说俯拾皆是。户外写生涂抹在画布上的色彩，都不难见到这番景致，就因为常见，真正能够画出景物的生意、生气、气势、气度和气机这些方面的内在生命和特征的作品，反而难得一见了。
我喜欢这幅画，是因为它的气韵生动。什么是气韵生动呢？清代的方薰解释说：“气韵生动须将生动二字省悟，能会生动气韵自在”。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气韵生动，就是对客观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特征的生动描绘。换句话说，也就是寓共性於个性的形神兼备的个性化。
访客踏进我的“过境室”，见到这幅画，无不十分喜欢。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说，他有拥抱晨曦的冲动，他要追赶冉冉升起的朝阳；一位中年作家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始，接着一定有个明朗的艳阳天。祗有一位大学教授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
这幅画的神奇魅力，可以使到人们晨昏不分。我这样说，是很容易被人家笑话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是鉴赏力有问题，或者那根本就是一幅劣作。随你怎么说，事实依然是，我问过的每一位观画者，无不为这幅画精灵般的美感所震撼；但是，在朝旭和夕阳之间，犹豫一阵之后的答案，始终不能完全相同。
退而求其次，我看唯一的解释，也祗能说是看你用什么心情来观赏这幅画了。我不知道那位大学教授当时是凭什么感觉走进黄昏的画面。但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对着这幅画，就在书廊的经营摇摇欲坠那一刻，我的心情，正像那艘歇在岸边沙滩上的斑驳残旧的渔船，曳着破网，问夕阳，谁愿意和我守住黄昏？
人的一生，总会有一段浪漫的历程。抱着天真的想法，和两位同样天真的朋友，为了散播书香，推广文学、集资十余万元，在闹市中心以月租六千元租下店铺开设了一家似模似样的书廊，还请了台湾书法家王王孙给招牌题字。自己虽然因为有其他业务，祗当个“不管部长”在书廊里辟个“过境室”，偶尔会客，但到底不曾放弃坚守纯文学岗位的责任，除了订下不卖流行爱情小说和暴力色情读物的店规，还指定将马华文学作品和世界名著丛书摆在同一个橱窗，就在书廊人口的最显眼处。
可是，俗语说的“傻人自有傻福”，并没有应验在我们身上。由于面对周围财雄势大的同行剧烈竞争，加上投标教育部华文课本遭人暗算，以万元计的样本编辑费付诸东流，生意又因曲高和寡一蹶不振，租金拖欠了三个月，书廊的命运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我们的心都往下沉了！
业主夫妇虽然不谙中文，却是饱学之士。记得在签约租店那一天，他们一再以英语表示对中华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体内循环的也是炎黄子孙的血。握手的时候，掌心传来那股暖流，热切地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连租约也不想细读，草草过目就签署了。
后来在进退维谷那当儿，业主夫妇也为我们感到焦急万分。他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一天还特地请一位来自外国的牧师到书廊为我们祈祷和祝福，希望藉神的力量，使我们绝处逢生。伙伴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除了由衷的感激，还心生惭愧，因为我原本就是上帝迷失了的一只迷途的羔羊……
接着下来，我忽然收到业主送来一份个人担保合约，要我签署。也就是说，将来所有积欠租金若出问题，一概由我个人承担。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无法接受，因为我们还有三个月押金在业主手中，而且我并不是书廊的独资拥有者，所以就毫不迟疑的把担保合同给退回去，同时打个电话向业主说明原委。这通电话交谈过程带来的征兆是，大白马宝座已经升起，书廊就要面对审判，随时会被抛进火湖，不得永生。
勉强拖了一个多月，和伙伴们计议结果，决定搬为上计。我们找业主商量，准备以三个月押金清还欠租，再补还多出个把月的租金，然后搬出。仁慈的业主在听完我们的建议之后，叹了口气，要我们详细读一读租约，原来其中有一项规订，租户若不给予三个月搬迁通知，就得赔偿三个月租金。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面面相觑，只好苦苦哀求，请业主放我们一马，因为我们已濒於山穷水尽。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业主早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单方面申请查封拍卖令。庭令在手，我们只有两个抉择：一是以三个月押金抵销赔偿金，再还足积欠的四个半月租金加利息，然后扫地出门；二是还清积欠租金加利息，然后给三个月搬迁通知，而这三个月必须依合约按月还租，不得以押金抵租金。到搬迁之日，业主检查物业满意接收后，才退回三个月押金。若两者都做不到，唯有聘律师申请庭令阻止查封拍卖，进行讼诉。在我们来说，摆在眼前的条条都是死路，尤其是打官司，除了得先付昂贵的律师费，还必须向法庭缴纳一笔数目可观的保证金，以备在输掉官司之后赔偿对方的损失和付堂费。
我们别无选择，无语问苍天，俯首认命，唯待神迹出现。可是，天可怜见，业主办事真个如有神助，这边厢在谈著，那边厢已经贴上封条，书廊铁门多了一副冰冷的铁索大锁，我们只能望门兴叹！
接下来大拍卖的一个星期，书廊门庭若市，人潮拥挤，四面八方的爱书人都蜂涌而至，其中不乏备受景仰的作家和文化勇士，还有熟口熟面的同行，构成了一幅大抢购的壮烈景象。到现场观察的伙伴后来告诉我，简直就像五马分尸，她的整颗心都被撕裂了。拍卖承包人眉飞色舞，卖到最后一天，一部《蒙古史》只卖三块钱，整套的《文字学》，十块钱就脱手了，因为赶着清了书籍还要卖桌椅橱柜、冷气机、打字机、收银机、复印机……
“过境室”有不少我的私人藏书，绝版的中译《朗格唯物史论》、《梁任公文集》全套、汤恩比的《历史的研究》、〔四库全书》样版本，以及柏杨、梁上元，孙观汉，高阳，林绿等题款赠我的著作，都在这场浩劫中流离失散。一块价值不菲的鸡血红印石，也已不知落人何人之手。
一位马大学生买到一本作者题款的著作，看到我的名字，心里十分难过，通过我在新加坡国大学医的二女，要送回给我，被我婉拒了。二女今天已在新加坡行医，对她的这位善良的朋友，我仍心存感激。以心比心，想起事后落井下石的文化蟊贼 ,不免有一番唏嘘！
最叫我牵肠挂肚的，还是那幅心爱的油画，不仅是因为它曾经勾起我对黄昏的爱恋，更是因为我辜负了送画人的真挚情意，使我这一生都抱著沉重的歉意和内疚。
整装之后，我是会再出发的，即使在夕阳下，没有人和我守住黄昏。

英气逼人来

这次在新山参加学生记者生活营，在小记者们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新希望。每个讲座结束，主讲人都面对热烈的发问。所提出的问题，尖锐而沉实，并且围绕着华文报业主权谁属、生存条件和新闻自由等核心，眼神炯炯，期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
强烈感觉到，新一代英气逼人来，他们在成长了。
在生活的海洋上，各有各的方向。也许，他们将来是翱翔在另一个天地，但是，至少他们知道命运不能任由别人主宰，文化的根要盘深扎实，人民的知的权利绝不容侵犯。这就够了，播下去的种子已经冒出苗头。
怀抱着对未来的美丽憧憬，他们攀上开动着的文明列车。在扶他们一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不要扭伤他们的胳膊，不要磨损他们的棱角，好好把他们带上来。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不同的是，我们像一个无助的夜行者，屡仆屡起，摸索着朝向那一点光踉跄而行。今天，他们成群结队，走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有人带路，备受呵护，脸上绽露天真的笑靥，充满自信和骄傲。谁说成长是一种伤？
那天，围拢而来的小毛头和小丫头，问这问那，谈理想，说抱负，似乎想把整个世界抱着走。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气急败坏地问，为什么人性这样丑恶？为什么现实这样残酷？为什么一切和想像的都不一祥？或许，终而有一天，唯美的梦醒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会默默地随波逐流，再也看不见不一样了。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耽心的。在成长的路上，有人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有人困坐愁城不知所措，有人索性停下来，落单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一起开步，不一定全部同时到达终点，不过，一定会有人到达终点。你说是么？
我只祈求，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起码也不要让他们受到污染－－我不愿意说不要去污染他们，因为要为你我留个馀地。

康桥·剑桥·歌者

女高音卓如燕一曲<再别康桥>，给作协十周年“文学之夜”营造一片浪漫的诗情画意。虽然是临时受邀上台，淡妆清唱，一样引人注目和扣人心弦！绕梁馀韵，悠悠不绝，为当晚的热烈场面平添异彩。
徐志摩把Cambridge译成“康桥”，是诗人表现在翻译手法上的美学艺术，是杰作，也是绝作。现代作家沿袭这一译名者，大不乏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
我不清楚“康桥”是出现在另一个译名“剑桥”之前，或是未有“康桥”已有“剑桥”。我确确实实是先识“剑桥”后见“康桥”的，正如我先听过佛罗伦梭，以后才知道翡冷翠。因为在我求学那个年代，“剑桥文凭”是英校生一意追逐的目标，“剑桥”这个名称，我们几乎耳熟能详,至于“剑桥大学”，不用说更是举世皆知。
就像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后来读徐志摩诗作，乍见“康桥”，心头一震！惊艳之情难以言喻，读之再三竟是爱不释口。於是再也不能容忍“剑桥”了。
说起排斥“剑桥”的理由，有一大箩那么多。它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叫人想起古大不列颠帝,、在护城河吊桥头手握利剑严阵以待的士兵，杀伐之声隐隐约约凝结在空气中，令人窒息。此外。因为小时候住在乡区九皇庙邻近，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九皇爷诞辰节日，都有机会看到乩童带领善男信女们过刀桥走火坑，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只敢从手指缝儿中偷看。有一年，目睹一名乩童不慎滑跌在刀桥上翻滚落地，满身鲜血淋漓，吓得我一路哭嚷着奔回家。所以，“剑桥”二字，不期然会使我想起“刀桥”，不免心有馀悸。于是对“康桥”更是难分难舍，一迷不可收拾了。
“文学之夜”沉缅在<再别康桥>的美妙歌声中，浑然忘我。没想到却有人捐款点唱，要卓如燕唱“春天里”和“戏凤”，这对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歌者来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本着爱护作协之心和尊重点唱者的盛情，卓如燕终於“唱”了。我不知道她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唱”完那两首“不属於她的”歌曲。作为听众之一，我有点儿为她感到难过，觉得她的艺术地位应该受到合理对待，即使是在所谓“无伤大雅”的馀兴节目或即兴表演中。
请一位不会唱歌的人上台，他又情愿唱，确是十分有娱乐性的“馀兴”；请一位有造诣的歌者上台，要他唱不是他所擅长的歌曲，那就不是“馀兴”而是“扫兴”了！

仰面唾天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其异同优弱。在触及民族课题的时候，切忌以偏概全，尤其得避免发表“比较民族”论，损及他族尊严。这是任何有资格站上论坛的人，应该具有的基本认识。
记得我国独立后不久，曾经发生一宗丑化民族形象事件，引起轩然巨波。事缘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一部词典，对“马来民族”一词所作注释，语多不敬，意含污蔑，不但激发马来社会公愤，亦受到非马来人有识之士群起声讨。牛津当局自知理屈，终于从善如流，及时修正，并表歉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现任马大副校长翁姑阿兹教授，当时作为一名亚洲新兴民族主义者，也曾经针对这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翁姑阿兹教授最近锋头甚健，时常就华社问题发表高见。他两度在不同场合对华族传统道德提出质疑，先褒后眨，语带揶揄。不久前，他评论合作社存款人受骗事件，除了慨叹华族信守失落，同时对马来民族的诚实品质深感自豪。至于政府在合作社管制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助长这类诈欺罪行的现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他都避而不谈，一味在“华族传统道德沦亡”和“马来民族重信义”方面夸夸其谈。这种偏见与傲慢，表现在知名学者言论上，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正如黄文国在“幻象与民族的反省”（87年8月9日星洲日报“有话直说”）中所说：“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传统美德和恶德是并存的，既有诚实、纯朴、善良崇高的一面；也有丑恶、贪婪、欺诳的一面。”。这是一种质与量的理性认识，放诸四海皆准。因此，我们在追究土著金融骗案，为何数以亿计的国家财富会被罗连奥土曼一夥“轻易地搜刮去英国”的时候，从来不曾对整个马来民族的道德价值加以否定，或有所质疑。
仰面唾天是一种最愚蠢的行为，因为那口黄痰随时都会掉在自己的鼻梁上。饱学如翁姑阿兹教授，应该深明此理。作为早期我国合作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我们期待他发挥领导才华，指引合作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总比在合作社风暴和民族道德问题之间兜圈子损人来得有意义。

声东击西

世间事，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今人若要写“新滑稽列传”，题材信手拈来皆可入文。。不说别的，就说那部我们奉为传世经典的“孙子兵法”吧。春秋以来，历代名将，鲜有不熟读“孙子十三篇”者。今日美国西点军校图书馆，还藏有英译本供洋兵哥研究。我们不仅深谙制人之术，甚至热心以求授人；可是，现在却是风水轮流转，被别人用术制我。套句儿歌来形容，正是“你说奇怪不奇怪！”也。
“声东击西”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古老战术之一，在战场上应用得宜，无往而不利。但是，若以现代人眼光来看，与其说它是战争经验的垒积，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智慧的结晶；即使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一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我这种说法，是有事实可以佐证的。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被舞狮、招牌、宋谷、头巾、祷词，街名、华文电话簿和三保山等诸如此类的课题玩都玩残了。就在我们被纠缠於这个层次疲于奔命的时候，在“多隆多隆”声中，人家轻舟已渡万重山。我们呢？民族文化和教育权利朝不保夕，财经参与权日渐萎缩，传统的民族企业一家家先後易手，天然资源的分享已经是阿拉丁神话；至於政治权力的“配合”，也不过是民主橱窗中的小摆设，让几个在政治舞台上跑龙套的官儿们过过瘾而已。这幅两岸猿啼声不绝的凄迷景象，不就是“好一招声东缶西！”的具体说明么？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这问题还是让大智大慧的人去回答。现在每个人所关心的，是计将安出？我们一些在朝的智者，经常以“智取论”安抚族人，其实这种论调首先就抬高了自己，低估了别人；一旦“智取”变成“被取”，才恍然发现智者是别人，愚者是自己，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过往的历史教训，早经证明这一点。难道我们要一再重蹈覆辙？

晚秋，访冰梅话旧

第一次听到五十年代马华杂文作家冰梅在香港的消息，是两年多以前的事。当韵斌告诉我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的时候，我不免有一番惊讶，也有一番感慨。
无巧不成书，没多久之后，冰梅加入香港一家酒店服务，而这家酒店正是我们的关系企业之一。因此，我每到一次香港，都会和他见上一面，谈些业务上的公事。
今年十一月，已近晚秋，在一个雨后的黄昏，我们又在香港见面了。
漫步在潮湿的九龙漆咸道上，迎着夹带一股微寒的晚风，我们慨叹时光原是如此不留人。胸中更添几分惆怅！谈起五十年代马华文坛旧事，缅怀故人，虽然过去的已不再来，但在那美得冒泡的回忆中，仍然能追寻那曾经有过的灿烂、和那深深烙印在心版上的辉煌的一页……
事实上，我和冰梅在年龄上是有一截距离的。五十年代，他出版杂文集“99哲学”和“穷荒野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初级中学里胡闹的孩子头；由于早熟，也喜欢涂涂写写，就因此和他交往，并且在学校里为他奔走卖书。
1957年，突然听说他被新加坡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发配到中国大陆，很为他难过，更为马华文坛从此失去一位优秀的杂文作家而伤心失望。
五十年代，我国和新加坡正受到亚洲新兴民族主义浪潮的强烈冲击，各民族文学工作者在争取独立自治的历史任务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冰梅在那个年代，除了运用他擅于掌握的杂文形式，配合局势的演变，针砭时币，唤醒民众，同时也热心于“新马文艺写作者协会”的筹组，冀图团结所有文学工作者，积极献身于建国事业。因此，他后来的遭遇，不能说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对他的顾忌不无关系。
这次见面，谈到当年筹组“新马文艺工作者协会”的往事，从他的眼神和语气里，还能看得出他内心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他说，在那无比微妙的局势中，有七十多位知名的写作人毅然在“作协”发起宣言上签名，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些作家中，包括汉素英、连士升、曾心影，冯列山、杨守默、吴鹤琴、郑子瑜、李汝琳、鲁白野……。他一口气念出好几十个名字，我简直无从记下。
最令他毕生难忘的，是女作家汉素英和她的丈夫。
冰梅回忆着说，在一个夜晚，他和莫理先造访当时在新山行医的女作家汉素英，说明来意之后，汉素英不仅毫不犹豫地在“作协”发起宣言上签了名，还立刻拿出支票簿献捐基金。更有趣的是，汉素英的外籍丈夫，是一名退职警监，他因为写过一本关于私会党活动的书，自认是写作人，也要参加为“作协”会员。
这些事实说明，五十年代新马写作人，不管是资深的一辈，或是年轻的一代，在时代赋予使命的时候，都能够不分派系、不谈辈份，团结在一起，朝向共同的目标迈进。今天，难道真的是“往事只能回味”了么？
话题转到他的杂文。他说，五十年代的殖民地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矛盾，逐渐扩大，社会上充满许多不合理现象。为了尽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他将心里的感触，用他所喜爱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这些文章的大部份收集在已经出版的两本杂文集里。他比较满意的作品，还是后期交给南大文学研究会一位朋友收藏的那些；他出境后，曾听说要出版，后来却不知所终了，言下无限珍惜。
对于杂文的创作技巧，冰梅不以为那是重要的。他强调的是“言之有物”和“教育效果”。杂文必须有建设性，避免破坏性，这样才能引起共鸣；至于技巧，可以从不断磨练中逐渐灵活，所谓“熟能生巧”就是。归根结底，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感情要和广大人民在一起，他们要什么，作家们不能不知道。”
许多关心冰梅的马新文艺界朋友，都想了解一下他出境后的生活情况。于是我要他谈谈自己。
他是在1957年2月间抵达中国，先念华侨补习学校，然后参加高等学校考试，被分发到厦门大学就读，以三年时间修完四年的大学课程，于1960年毕业自厦大外文系，留原校任助教。他在大陆结了婚，生两个小孩，工作与生活原甚安定愉快。孰料一场家变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观。在1975年，他带着颗破碎的心，携两子踉跄出境到香港。他原订的计划是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而且已经申请到学位，但却被朋友盛情留下，在香港工作，一直到今天。
谁都知道，在无立锥之地的香港社会，为稻粮谋诚非易事，但一向对物质生活毫无奢念的冰梅，已经轻易地适应环境，生活得开朗、乐观，对前途重具信心。
在这次的倾谈中，我发现他对马新文艺界动态关心，热情不减当年，而且经常和马新两国留港写作人保持密切联系，这实在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就今天马华文学工作者的任务问题，我想知道他的看法。
只见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表示，文学工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必然有着不同的使命。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拥有一个多元民族社会；今天马华文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民族间的团结。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今后的马华文学已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延伸，传统的血缘关系，应该完全切断，就像美国文化之脱胎于英国文化。只有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之后，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
说这番话的时候，冰梅神态的果决、坚毅，是那么令人心折。像他这样一个去国二十多年的马华作家，对我们的乡土和民族，仍然抱着深厚的感情；对于我们的前途，更具有精辟、明确的见鲜。这份关切、这份爱，我们对他，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临别，寒流又带来一阵晚秋的风雨。但是，我们的心境都没有一丝丝“愁煞人”，反而是一片坦荡的豁然开朗。
冰梅说的也是，怀旧不能沉迷、陶醉。不能老是往后瞧，应该要向前看。他要我代他问候马新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老朋友们，也要我记得转达这句话。

看画、听筝，访林绿谈比较文学

林绿简介：
原名丁善雄，马来西亚旅台学人，1939年出生於柔州昔加未，祖籍海南文昌。修完中学赴台，毕业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西语系，成为首位获得我国教育部“东姑阿都拉曼奖学金”之华裔学生，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考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副教授，同时是一位著名诗人和翻译家。
其著作有：一、文学评论集（论文集）二、隐藏的景（论文集）三、林绿自迭集（诗、散文、文学批评）四、十二月的绝响（诗集）五、手中的夜（诗集）六、覆信（诗集）七、森林与鸟（散文集·与赵晓君合著）八、蔷薇花（散文集）九、西海岸恋歌（散文集）十、秋舞（与王润华合译）十一、美国成语大辞典（校订）十二、历史的研究（翻译，汤恩比原著）。
编有：“这一代的诗歌”、“郁达夫选集”、“许地山选集”、“夏沔尊选集”及“女作家丛书”一套。


从前年冬天到今年夏天一年多当中，和林绿在台北相聚有六次吧，每次短则一周，长则十来天，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谈中学时代的生活、谈记忆里的“少年维特烦恼”。谈他的留学生涯和爱情故事、谈他的婚姻和美丽的幻灭、谈音乐、画和文学，有些时候，我们竟也忧国忧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喋喋不休，彻夜不眠！
每一次相聚，都发现他在思想上有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很难形容，只觉得他越来越莫测高深，很玄，也很禅；我只能说，他似乎已经晋入升华着理性的感性世界，又企图从感性的发酵中催生一个新的理性世界。
在我看来，那是思想上一种至高的意境。
没有人会相信，他现在正潜心於作面，而且准备开画展。我知道他在美国西雅图华大念书的肘候，从名师学过筝，但不曾听说他能作画。
那天到天母，说好要上小山东老乔的田园酒馆喝生啤酒，他忽然要我先去家里看他作的画。他说，我如果失去成为他的“第一个看画人”的机会，是很可惜的事。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很自信、很认真。直觉告坼我，在这门艺术上，他一定又付出了一番心血！
踏进他家客厅，我一下子就被那几幅乍看并不起眼但却具有强烈的美的震撼力的油画所深深吸引，我终於从他的诗的领域，进入他的画的领域，而且真个为能够成为第一个看他的画的朋友感到十分满足。
林绿的画，无论采色、布局、思想，皆以诗入画，也就是通过抽象的手法，把诗写入画中，完全不同於一般画家，抒情意味很浓。他画一幅“中国的山”，很反传统，一般人画山，画面大多留白，他则全部泛黄，而且是冲击的黄色，山本身是深紫色，笔触有很浓的石刻味道，他显然是要用山来表现中国民族的坚毅精神。
另一幅“黄昏的不安”，深绿的画面，中间横以小山一座，绵延至右边，山顶群树起舞，他采用较深暗的色彩，制造一种不安宁的境界，教人心绪紊乩如飞花！
其他几幅如“孤独的三重奏”、“白日梦”、“寂寞之旅”，除了“白日梦”是以动感表现写实之景、馀者皆用作者意念中之景加以表现，侧重於强调哲学和美学上出神入化的意境，用句浅白的活说，就是“画中皆学问”。
我是在林绿弹奏的悠扬筝曲中，沈缅在如梦般的画境里。一曲“泣颜回”，叫我心中翻腾不已！“平沙落雁”接着带来一片苍茫和无奈。我理解他抚琴时的心境，他自己也说过，这些日子，他是在双重标准的生活中追求大澈大悟。我却无意间在他的琴声里，窥探了他在感情上隐藏的另一面，算是得来不费功夫。
许多次相聚，都不曾请他聊聊他所专长的比较文学。用“聊聊”这两个字，是因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而我要他说明的就只是比较文学的一般概念和历史背景、流派和学术价值。
那天看画、听筝之后，彼此都雅兴大发，不上老乔的酒馆了，索性留在家里喝酒，也就趁这个机会，我们以座淡方式打开关于比较文学的话题。
以下是我根据自己处理这类题材一贯作业的方法加以整理发表，由於邮递往返的不便，原文未经林绿过目，若有疏漏和错误，我自行负责。
访谈答问－－关於比较文学。
问：据我所知，“比较文学”在大学里开系的历史并不很长，在亚洲各国的大学，至少在我们马大和邻国新大（现已改为国大）的文学院，就未曾开设这个学系。你是否可以和我们谈谈，“比较文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它是如何产生的？
答：“比较文学”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文学比较。因为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所以产生了比较。「比较文学」这个名称，沿用迄今，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用此名词的应该是法国人卫勒曼，他于1827年在巴黎讲学时，取了这么个名称Litterature Comparee。不过，在大学里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系却是近数十年的事。以美国来说，它的历史大约只有二十年吧，而且仅限於较著名的大学才开得起这个学系，因为比较文学既是两个国家以上的文学系的研究，大学里就必需先有许多文学系才成，如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等等，如此才能相铺相成，比方说美国的学生研究比较文学，他们可能选择英美文学与法国文学的比较，中国学生则可能选择中国文学和英美文学的比较，我所从事的就是中英美文学的研究。像这样的规模，当然只有较著名的大学才有了。
问：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美国的大学，有那几间设立比较文学系？有什么特色？作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必需具备那些条件？
答：美国有两千多间大专院校，开设这个学系的大约有十多家吧，如我念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史坦福、印地安那、依利诺、威士康辛、芝加哥、密芝根、普度、奥立冈、加洲大学柏克莱总校及洛杉矶分校、南加大等等。
特色是这些大学都如刚才所说的设有许多文学系，比较文学系的学生，可依据自己的背景能力，选择两个系上课，以建立对所探讨国家文学之了解，进而从事研究。当然这些学生也得上比较文学系本身所开的课，如比较文学理论、翻译研究，以及其他比较文学的专题。换句话说，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必须具备两个国家语文的能力，通常大学当局都要求学生通过四国语文的考试，始能成为博士候选人。
问：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范围，比较文学既是两个国家以上的文学之比较，它的范围一定很广吧？
答：法国的比较文学大家迪格亨（Paul Van Tieghem）曾把比较文学列了七个范围，分为一、文体和风格的研究；二、题材，典型和传说的研究；三、思想与感情的研究；四、影响的研究；五、文学源流的研究’六、文学媒介的研究；七、文学类同的研究。
事实上，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没有范围的，你可以研究两国文学中的任何相同、或不同的现象，譬如各国文学中对季节的处理，对某种生存环境的反应，对死亡的态度，对爱情的看法、表达……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同时，比较的文体不限於小说与小说。诗与诗，你可以拿诗与小说比较或戏剧与诗比较，只要能建立比较的课题就可以。在时间上亦无限制，现代与现代，古代与现代，都可以比较。
问：比较文学有没有流派之别？如果有，请你说明它们的背景异同。
答：比较文学兴起於法国，后又蓬勃於美国，因此有法国派和美国派之分。
所谓法国派，就是注重文学历史的研究，因为欧洲大陆在文化上息息相通，彼此交流密切，法国派的学者无形中遂提倡或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之间的文学渊源上，也就是说，法国派的传统是研究欧洲各国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一个作家在别的国家引起的影响，或一个作家的作品的素材源放另一个国家。换句话说，法国派的比较研究不是美学的研究，而是不同国家作品、作家之关系与影响之类属於“文学历史”方面的探讨，这一类的研究注重於“作品的传达之方式”的范围，这包括了传送者、接受者、媒介者、翻译者、翻译作品、作家或作品之成功与影响、主题、思想、文体、典型之影响、题材来源等。就是说，偏重於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关系。
美国派则不同。美国派反对法国派的研究方法，认为这对文学作品的评估与欣赏没有多大的价值。美国派由受了“新批评”学派的影响，把文学批评带进文学史里面，注重作品本身，而非作家或作品之间的渊源。美国派注重分析与探讨作品本身之异同点，其比较研究是多方面的，如我刚才提到的不同国家作品中对季节的处理，对某一环境与状况之反应乃至作品之结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美国派是分析的、批评的。这是属於美学的比较。法国派则属於历史的事实收集。
问：比较文学在学术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答：刚才说过，比较文学的定义是：两个国家以上之文学作品的研究，一方面是研究不同作品之关系，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其他知识与信仰，诸如艺术、音乐、哲学、宗教等。简单地说，也就是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同时也是文学与其他有关之人类表现（艺术、哲学……等等）之比较。
从这个意义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促进人类的了解上大有助益，因为它为我们对别的国家民族的文化活动及思想信仰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人类彼此了解愈多，也就愈能和平共处，比较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即在於此。
问：我读过你翻译的一部汤恩比的<历史的研究>，你怎么会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它和你所研究的比较文学会有关系么？
答：汤恩比的<历史的研究>，是公认的二十世纪经典之作，我对它有兴趣与我刚刚提到的比较文学在促进人类了解与和平共处的意义是一样的，我在<历史的研究>的序文中曾说过，人类最可怕的事莫过於战争，因为战争是摧毁的力量，令人灭亡。而要避免战争，自莫过於彼此了解，产生感情，有了感情，战争的局面就可以大为减少。历史与文学一样，正是可以提供人类认识对方的机会。历史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年代、年号、及一些事实的记录而已。汤恩比的<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是世界文明发展史，内容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包括了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哲学、艺术及文学。这样的一部巨著价值不凡，我们读了<历史的研究>，会发现每一个国家的文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说是同类的不同样品。而历史上的教训、也正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熟悉了历史，一个理性的、和平的、秩序的的世界是可期的。
问：最后我们谈谈你的讲学生涯。你目前在师大英语研究所开授的是那一些科目？出国十多年，你是否有意回来马来西亚为培育高等教育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答：我在研究所开的课略有伸缩性，并不年年相同，已开过的科目是：比较文学方法，中西文学批评比较，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时代诗歌，自然诗、颂诗、挽诗及十四行诗研究，二十世纪英美诗等。
说到回国效劳，有需要的话，当然是义不容辞。不过，由於一直在国外工作、对国内大学的具体情况知道不多，如果回来，能够先担任一两年客座，我觉得会比较好。

也说报道文学

(1989年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南洋商报>联合主办以报道文学为题的讲习班上的讲话)



88年10月8日，南洋商报总编辑张木钦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主讲「文学的新队伍－－报道文学」，在谈到什么是报道文学的时候，他认为这四个字是望文生义的，就是报道加文学 。至于权威定义，则不容易找到。
我可以理解张先生持有这个看法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他的观点。

报道文学的定义

长久以来，东西方新闻业者和学者，基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迥异，对于报道文学这个新的文学体裁，一直各持己见，众说纷纭。他们除了在报道文学的文学性向方面略有共识之外，在整体的组合上，确是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诠译。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有别的文学体裁，虽然具有共同的文学属性，是文学范畴中的新品种，但是在总的结构上，它本身却是属于风貌各异的建筑群。它和传统文学形式的不同处，乃在于它是必须绝对忠于事实的报道式文学作品。在取材方面，它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但在创作上却受到“及时反映”的时间制约。

不同的名称

在名称上，我们惯常看到的，除了报道文学，它又被称为报告文学、新闻文学、文艺化报道，甚至有人称它为传真文学。
报道文学和报告文学，是日本作家川口浩在《德国的新兴文学》一文中引用德文Reportague这个字眼，在三十年代被译成中文“列波尔达知埃”发表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杂志《拓荒者》上，后来由音译而直译，就出现了中文的报道或报告文学这个称谓。川口浩在提到捷克名记者基希的时候曾这么说：「从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他创出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就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即以新闻记者的简洁笔触，将发生的事件依原状留在纸上」。
新闻文学则是从美国文学批评家谢摩尔·格林伍创造的一个英文字Jornalit翻译过来的。它的组合是新闻加文学等于新闻文学。谢摩尔·格林伍认为闻文学是“大多数人的记实文学”。他同时在他的一篇作品《小说之敌》中宣布，由于时代的需要，使他不得不“远离小说”而转投入更直接的传播媒体。但是，他不会放弃小说的技巧，因为他认为小说技巧和新闻写作的根源是不能切断的。
说到文艺化报道，我首先要提一提著名的“新新闻”作家杜鲁曼·卡波提，他以<冷血>一书，名噪西方新闻界和文学界。在一次杂志记者对他的访谈中，他毫不犹豫地肯定：「新闻其实是尚未开发的伟大文艺战线」。这句话所引发的灵感，终于使到汤玛士·伯纳（《聪明笨伯之死》的作者）定下文艺化报道这个名称。他同时说明，所谓文艺化报道，并不是经常出现在报上的“特写”之类，而是独树一帜的另一种文体。
至于传真文学，我是在不久以前，在皇甫河旺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见到。他没有说明出处，只是将它归类于新闻文学。我想，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资讯社会，一切资讯传递都求快求真，将用高速传送具有文学内涵且存真的新闻作品名之以“传真文学”，并无不可。不过，个人认为若改成“写真文学”，或更能引人入胜，也更传神和契合“忠实报道”的原则。问题是，“写真”两字已被时人滥用，“写真文学”恐怕会引人疑窦顿生，以为是裸露文化，那就谬以千里了。

文学特征的认同

知名的中国和港台作家、学者、评论家和报人，如茅盾、阿英、曹聚仁、范长江、萧乾、刘宾雁、张系国、胡菊人、赵滋 蕃、姚朋、皇甫河旺和痖弦等，都写过不少关于报道文学的论著。他们之中，有的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寻找中国报道文学的根；有的在报道文学和纯文学之间，徘徊思索，尝试确立一个客观均衡的定义；有的致力于追求报道文学的真善美，以及探讨如何为它注人性和感性；有的在确定报道文学的教化功能方面，极力强调它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我不想在这里逐段逐句引述他们的文字作进一步阐释。我要说明的一个要点是，不管他们之间对报道文学的看法有多大的分歧，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报道文学的文学性和特征的一致认同。而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作分析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个共同点在东西方新闻学者的考察中是一致的。
<南洋商报>总编辑张木钦在谈到中国报道文学的发韧时，曾经提到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游侠列传>诸篇，也介绍了曹聚仁认为中国报道文学始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说法。这些都足以说明它与古典文学及新文学运动的渊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轨迹中发现文学和新闻最少共存共荣超过四个世纪。李奥纳·戴维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及西欧十六世纪的新闻报道形式，事实上是印出来的通俗叙事诗，它被当成新闻普遍传阅。占士·默菲尔这位对“新新闻”有精辟见解的作家也表示，新闻记者使用文学手法，最少已经有三个世纪以上。我还在一些资料中读到，西方学者中甚至有人认为，写史诗的荷马和以《老人与海》一书传世的海明威，也是在这方面一脉相承的呢！

报道文学的新考验

今天的报道文学，在报业和文学界大力推动之下，已摆脱“养子”的困境，在文学领域中牢牢地扎根成长。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为文艺学术增添异彩，展现一片百花齐放的胜景，十分可喜。应该重视的一点是，这一趋势无可避免地同时使人们对报道文学内涵的要求相应提高，特别是在它表现的文学特征方面。这也可以说是对报道文学的生命力的一种新考验。
触及报道文学的文学性课题的时候，我首先要提一下茅盾在五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关于报告文学》，它一直被现代报道文学作家们奉为经典之作。这篇文章谈到报告文学的性质时这样写道：「“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和报章新闻不同，因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划，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这句话理路分明，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茅盾的观点仍然正确，可以成为报道文学创作指导原则之一。可是，由于后人对他这句话断章取义，把重点放在“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上面，并在创作上倾向小说路线，使人们在理解报道文学的文学性特征时，误人死胡同，除了在真实性方面稍微能够对报道文学和小说加以区分之外，其他方面则两者都混为一体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犯上的错误。
我在前面说过，报道文学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有别。它本身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对其他传统文学形式的因素，也不应该受到它们的约束。一句话说到底，报道文学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特征和个性。

真实性和艺术性的交融

什么是报道文学的文学特征和个性呢？简单的说、就对真实性内容作艺术化的处理。它所要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和人生现象，而且必须作准确的撰写，这也就是它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构成了它的独特性，成为它的文学性特征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脱离真实性，报道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就不可能存在。真实性主宰报道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反过来，文学艺术性又能把真实性推向一个高峰，对读者发生强烈的感染作用。
可是，人们要认识清楚，报道文学绝对不是新闻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一加一那样简单，也不是两片面包涂上牛油果酱的重叠。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交融体、是一个面包；它有自己的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溶汇交流，产生新的体裁和个性。这一个性，可以强化它的生命力，使报道文学这个文学形式不会面对泯灭的危机。

观察力和思考力

作一个概括性的归纳。我认为，报道文学的文学性特征，是表现在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逻辑思考、公平的判断和热爱人类的热情，以及写实风格和生动素描等这几个方面。
运用任何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家，都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思考力。对报道文学作家来说，这些条件尤其不可或缺。他的触觉和视觉，要像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那样，无所不及；他的思维活动，要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富逻辑性。中国著名报道文学作家刘宾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就说明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他迅速捕捉轰动中国的黑龙江贪污案题材，从贪污罪犯王守信这个普通女人身上，追踪到她之所以能够操纵由县、市、省到中央政府一些主要单位，任她予取予舍的背景，把一张被发现腐烂的地毯整张翻起来，暴露了底下的垃圾和蛆虫，深刻揭示了社会内在矛盾的焦点和丑恶的人生现象。在政治现实下，作者几乎因这篇作品而“永不超生”、但是他却赢得世界上数以千万计读者的热烈喝采。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钱钟书、曾经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常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哪副联语，只有他（刘宾雁）当之无愧」。
敏锐的观察力，是报道文学作家探索社会生活真相和矛盾焦点存在的雷达；而灵活的思考力则是报道文学作家在进入生活纵横面之后，在一个新的思想层次进行真理辨识的分离器。

公平和激情

对事物的公平判断，不得扭曲事实，是报道文学作家绝对不可乖离的操守。不过，所谓“公平判断”并不是“中立”。报道文学的功能和它对人类生活的参与，使得作家不能置身于生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别无选择，他必须对所撷取题材（事物）作出明确有理的是非判断。至于是否符合真理和正义，则是对报道文学作家和作品素质的严峻考验了。至于作家热爱人类的激情，可以被解释为作家对特定的社会和人生现象所流露的一种深刻感情，这份感情力量，有时能超越题材和形式，达到激荡人心的境界。中国报道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的“公正是报告文学的精髓，感情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其意义即在此。德国文学家E.E.Kihch要求报道文学作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感情和对人类生活有强烈的企求，以及姚朋（彭歌）所指的“拥有广大的宽谅与同情心”，都是殊途同归的共识。

写实风格和生动描写

说到写实风格与生动素描，难免涉及表现手法和文学语言的应用问题，写实原本就是报告文学的创作局限，但却不能把它发展成为像摄影那样的映象式再现，即使是其他传统文学形式，也不允许这样做。它是一种事物实质和精神面貌的准确反映，并注入作家的主观认识和感情，使客观事实存在具有能动性，扩大其意义的广度和深度。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也求朴素生动和群众化。任何华丽词藻的堆砌和雕琢之痕，都足以使报道文学作品面目全非，而沦为造作乃至虚假的“花哨文学”了。

结论

最后，我引述楼榕娇对报道文学的见解和她所强调的三大要点作为本文的结束。楼榕娇认为，报道文学在新闻上来说，是新闻的文学化；在文学方面，是写实主义扩充到新闻去。她指出三个要点：一、报道文学是新闻资料的文学化，以文学手腕来处理新闻，但不能渗入想像与制造人物。它要不离真与实。二、报道文学作品有时虽不免夸张，但只是一种艺术手法，在不违背真相内容之下，强化文学气氛。三、报道文学受到的新闻时、空限制，较报章即时新闻报道为宽，有时可以加上作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应以帮助读者了解真相为主。楼榕娇的为报道文学提供的即或不是“权威定义”，一般上还是被业者普遍接受的。我的主观看法和他相去不远，但在“加上作者意见”方面有所保留。我认为作者意见属评论范畴，帮助读者了解真相必须拿捏得准，与其冒误导的风险，不如让读者保留本身的判断权。

马哈迪应拨开云雾展月亮

（这篇评论写于1989年4月11日，发表在叶宁主编的<名人周刊>。1990年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证诸我在18年前写的“历史”文字，不免感慨万千。－－07年3月作者识）

贸工部长拉菲达最近在一家公司主办的〈90年代公司策略〉研讨会上的讲话，令人感到无比震惊。她说：“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将不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如果有任何改变，也无非是新政策将比现行的政策更灵活和更实际地被执行。”这无异是在目前正在积极工作的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全体成员的脸上，重重掴了一巴掌！也证实了一些人对政府设立经济谘询理事会之诚意的合理怀疑。

寻求合理决方案

早些时候开始收集有关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资料，得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早在去年初已经拟订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一俟内阁批准就付诸实施。我对此说虽疑信参半，但总是往好处想，认为政府没有理由在这样重大的课题上愚弄关心国家前途的善良人民。
如今听了拉非达在“愚人节”前夕表的这番谈话，我的信心不免动摇了。
本来，较早时消息传出，在经谘理事会举行几次会议之后，非土著代表发现遇到的阻力很大，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许多政策上的难题不容易协调。而且，有人感觉到，经谘理事会所探讨的不仅是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还概括了其他诸如文化教育和社会重组等课题。
我还觉得，这些消息如果属实，人们应该可以体念马华召集华裔经谘委员共商大计的苦心。在经谘理事会商讨过程中遭遇困难，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到会议桌上争论，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只要彼此开诚布公，真正以国家和全民利益为依归，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尤其乐于见到，经谘理事会这副机器能够有效地操作，并期待着优良产品的面世。
如今，身为内阁部长的拉菲达，竟然无视内阁对经谘理事会的任命，以及经谘委员们孜孜不倦的埋头工作，一句闲话，就对1990年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作出草率的结论。也就难怪行动党代秘书长李霖泰会怀疑“政府早已心里有数，决定在1990年以后，继续实行与新经济政策大同小异的经济政策”。
信心动摇的结果，我的疑信参半也就失去平衡，对政府设立经谘理事会的动机，疑多于信；对关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早已拟订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这项传言，却是信多于疑了！
不要忽略，经谘理事会只是一个谘询机构，不具有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的法定权力，生杀大权还是操在内阁手中。经谘理事会的建议，内阁有权搁置；不包括在经谘理事会建议中的方案，若由执政党成员直接向内阁提出，也可以受理。当然，内阁不会任意搁置经谘理事会的建议，也不会轻易接受个别内阁成员提出的方案。因此，双管齐下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话提及“法定权力”’，并不等于质疑经谘理事会的有效性。我当时仍然坚信，政府设立经谘理事会是具有良好动机，希望通过协商方式，消除我国族群在经济课题上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矛盾，并以经谘理事会的建议为基础，制订1990年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使全民受惠。我也同时希望，内阁中的个别成员党，能够发挥其影响力，除了确保经谘理事会的建议顺利通过，同时在发现偏差时加以纠正，提出更好的可行方案，和经谘理事会的建议相辅相成。

“早有预谋”的决定

现在看起来，我的想法未免天真。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政府应该不致于以本身的公信力作为赌注，投注在低级的政治赌博上，因为这绝对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赌博。
谘询机构是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副产品，它的积极功能具有正负两面性，正面是分工和下情上达仲介，负面是缓冲和达致某种不良目的的手段。在殖民地时代，各级议会中的“谘询委员会”多如牛毛，惟皆不具实权。不过，英国统治者的高明处，就在于它能尊重谘询委员会的决定，即使没有照单全收，也会酌情接受，并保留谘委会决定的基本精神。当然，在重大课题上，这些精神不得违背殖民统治者的既得利益。
我17岁就和已故敦陈修信共事于马六甲海峡殖民地的一个谘询委员会，我是以马来亚劳工党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谘委会主席是能操广东话和简单华语的英国人薛文（当时的华民政务司），他在会议中是左右大局的中心人物，能够巧妙地利用民主方式使每个委员确认“早有预谋”的决定，把你摆在民主橱窗当点缀品。所以，我对谘询制度的体认，十分深刻。
今天我们沿袭谘询制度，并将它使用在未来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方面，直接对内阁负责。我现在的疑虑是，它的负面功能会不会大过正面功能？这个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的疑虑，是“种种迹象”和贸工部长拉菲达的诡异谈话引起的。首相马哈迪医生已销假返国视事，他有责任拨开云雾，让人民看一看月亮在那里。

社会病态和道德重整

(1987年3月22日受华社资料研究中心邀请在「社会病态和道德重整」研讨会上讲话。当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掀起合作社舞弊风暴，华人经济被连根拔起。接着涉案的许多华人领袖和政客锒铛入狱。宗教狂热势力趁机作乱，引发多起宗教纠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乃有这一研讨会之诞生。）



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大题目，似乎应该由学有专长的社会学家或德高望重的卫道之士来讨论。因此，当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陈庆年先生来电邀约我主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颇有犹豫，脑门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观察力有所不逮，是否能切中时弊，提出有用的见解？其次是，本身在“立言立德”方面交白卷，在讲台上畅论这类课题，会不会贻笑大方，招来物议。
不久之后，在报上读到马大副校长翁姑阿兹教授批评我国华人领袖的言论。他说，那些涉及合作社丑闻的领袖人物和华族从政者，已经遗忘祖宗的传统美德，华族先辈们就是因为拥有这些美德，才能够为大马华社及整个国家作出贡献。他劝告今天的华人领袖和从政者。要多多研读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接受民主和道德思想的洗礼，方有资格成为领导者。翁姑阿兹教授这番话，听在一般华人领袖和从政者耳里，会有什么反应？我无从知道。至少在我这个庸庸碌碌的普通人来说，已经足以发我深省而有万千感慨了！也正因此，我决定接受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邀约，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表达一些我对当前社会病态和道德重整问题的个人看法。
当然，我并不尽同意翁姑阿兹教授的说法，社会上的每个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只要“饱读圣贤书”，就会在行为上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完人”。其实，“知”和“行”如果不能合一，还是功亏一篑。天下之达道达德虽多，但“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谓“一直在勉励我们诚意正心，化知识力量为行动，并极力强调行比知更为重要，不仅要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而且“不行不能知”。因此，梁任公先生在阐释古圣贤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曾经说“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向学”，则更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对求知和力行的看法了。我所接受的翁姑阿兹教授的见解，是在於它的启发性的一面。他十分重视传统学术的影响力，这和以研究“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知名学者艾深思达（Einsinstalt）所说的“传统的延续，本来就是现代化兑生的重要条件”相契合，也就是我们惯常说的“承先启后”。我之所以深受翁姑阿兹教授谈话的冲击，主要还是因为有感於今天我族社会笼罩一片凄风苦雨，颌袖人物的丧德败行，使我们尊严扫地，必须在他族学者的“谆谆善诱”之下，接受本身传统文化的再教育。要面对这样冷酷的事实，是非有“知耻”之“勇”不可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我实在非常不愿意用“社会病态”这类字眼来形容目前我们的处境。因为“病态”所呈现的是颓废、堕落、暴戾专横、心理异常、丧失人性和奄奄一息，就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回天乏术。这种感觉很容易使我们迷失、消极，甚至濒於绝望。可是，当我们整个族群社会泛滥着信心危机的时刻，举目所及，不是作奸犯科的经济罪犯，就是尔虞我诈热衷於权位争夺的政客，以及贩卖族魂的文化教育掮客。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们还能有什么更恰当的字眼足以描绘这种丑陋的社会面貌呢？

以道德讨伐不道德

我完全同意，这些“异象”只是一个过程，社会发展规律运作的必然过程。我们不应该掉入陷阱，认定这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社会病态，而忽略了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善良品质，和道德制裁力量。这种品质表现在个人人格以及人性上，受着自己的文化所支配。由於人类大都有向往美好和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之也就不能容忍他人制造事端来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于是，在积极意义上，人们就有责任发动社会力量“以道德讨伐不道德”、“以至仁伐不仁”。
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每个人都有其历代相传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体验配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宗教思想等，并依循由此衍生而来的规范，有系统地分门别类，确立一套法则，让社会里的个人或团体去遵守和履行，以防止道德沦丧。社会制度於焉产生。
制度是个人赖以生存的行为规范，以道德价值为支架。例如家庭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等即是。这些制度都不能乖离一定的道德范畴，它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反映，而每个人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价值体系的约束，不得畅所欲为，有所潜越。一旦有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败德行为出现，必然就会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行动应运而生，两者之同是相互抗衡的。
社会学家们通常都把各种社会弊病分类归纳为个别的社会问题来处理。虽然他们在描述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反常现象时，各有一些不同名称，但都采用“社会问题”一词加以概括、分析和提出解决方案。我在前面提及的“社会病态”，其实也就是各种社会问题中的特征类型，基本上不能脱离道德解决，涉及刑事罪行的，更逃避不开法律的惩罚。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外是有负公众信托的舞弊行为。许多声名显赫的“社会的宠儿”正在因为失信或唆使失信罪名，排队等着上法庭，有一些已罪成入狱，面壁思过。这类个案之所以会酝酿成一场风暴，是因为它的波幅广泛，其普遍性已经造成社会上很大的震撼，成千上万受害的纯良老百姓，悲愤填胸，欲哭无泪！我不想在这个热门话题上多费唇舌，因为法庭正在对有关案件进行审讯，而且涉嫌者中有我素来尊敬的人物，如果他们确曾犯错，他们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他们无辜，法庭一定会还他们清白。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年来，制造社会问题的罪魁，几乎逐渐集中在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身上，泛滥於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领域。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显著地表现在徇私舞弊和滥用职权方面。政治人物的抬底下交易、公众企止管理人的中饱私囊、法界专才侵占客户产权和擅自动用客户信托钱财、人类灵魂工程师对学子施虐的变态暴行等等，虽然肇案各有不同背景和因素，但共同特征是，所有的败德者，都是曾经接受良好教育且具有专业资格的社会菁英，他们的罪行都是在肆无忌惮之下进行。这种对现有法律公然挑战的异常心态，标志着我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沦落，同时也使社会规范的约制力受到质疑。

法律功能开始操作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行为超越既定的行为准则，法律功能就开始操作。这是社会运甩法律进行道德制裁的唯一途径，也是最终可以行使的绝对权力。这种“依法处置”的理念，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除了具有道德重整的意义之外，也对一切高级思想的创发、社会体制的运行、善良习俗的约定，以至日常生活的表现，发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提供一个更明确的行为坐标。
由於法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性和权威性，可以使个人行为得到公平的裁决，并能把是非分明的结果交待清楚，因而较有客观的说服力，容易被人们接受。此外，我们的社会也相当重视舆论制裁，这可以以报章杂志注重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评论、增辟言论版、以及刊登读者投诉等事实中反映出来。甚至法官在对若干案件下判时，也会引用舆论重点来加强判词，主控官提控罪犯，也无可避免地要在考虑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免失诸公正。这种表现在舆论上的道德制裁，其约制力并不下於法律或宗教制裁。它在纠正反常社会行为和提高社会道德形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不过，我们的社会也同时存在一些“崇拜领袖”的盲目的保护主义者。他们心存仁慈，并受“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思想所束缚，不顾公义，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所迷信和偏爱的领袖洗涤罪名。一些居心叵测的江湖术士，甚至渲染五行相克、流年命蹇的邪说怪论以掩饰现存的社会弊病，替犯罪名流遮羞。这种模糊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异行”，何尝不是一种“病态”？！
人类一直以来所期望和追求的，不外是一个安定和谐和健康的社会。然而，有些时候社会所展现的精神和物质面貌，却和大多数人所期望的大相迳庭。这和我们对本身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有着重大关系。人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或许有其社会和心理因素，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消极反应对整个社会和族群来说，其危害性仍是存在的。因此，在我们准备开动道德列车，向社会病态宣战之前，我认为最重要还是每个人必须先改变对群体事业的冷漠态度，并且保持“处变不惊”的坚定意志。

宗教制约力值得研究

现在，让我把话题转入宗教在道德上的制约力。近几年来，各种新兴的宗教势力在亚洲许多国家不断膨胀。不管是什么教派，它们在精神教育上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正有效地操纵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甚至可以改变人们整个精神生活面貌。因此，宗教制约力的善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们十分幸运，生长在一个宪法赋予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也由此而深刻认识到如何尊重其他不同宗教的存在价值，并以不侵犯他人生活习俗作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守则。每一个民族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包括宗教信仰，皆有其传统特质，它表现在思想行为上，必有其价值差异。就不同宗教信仰者的生活习惯而言，以“饮酒”一事为例，对嗜杯中物的非回教徒来说，喝他两杯，等闲事耳，可以随个人的自由意志去行事，只要不侵犯到别人的生命财产或危害社会安宁，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个人生活权利。既无“犯罪意识”存在，也没有任何“不道德”动机。他们自会依据本身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所制定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无需为其他的不同宗教教规付出任何代价。
可是，今天有一些宗教狂热份子，经常叫嚣着要把他们的宗教法则强加於“非我教类”身上，并主张全面实行宗教法律，将其宗教价值贯彻在国家行政系统，以“教”治国。这些人完全无视我国社会的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这一事实，一概否定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民俗禁忌、礼仪章典、饮食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他们甚至在没有取得未成年少女的父母同意之下，以引诱和匿藏的方式，吸收无知少女入教，切断她们和家庭成员的合法联系，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社群关系紧张。不仅如此，他们还蓄意制造各种宗教课题，煽动情绪、诬指别人挑战他们的宗教地位。其实，我国的法律早已明文规定，列宗教为“敏感课题”，不得越雷池一步；长期以来，未曾有证据显示有任何人敢於在公众场合以文字或语言污损他人的宗教信仰，所谓“挑战”宗教地位云云，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类宗教上的病态行为，并将它引导回合理的道德范畴。无可讳言，“违反常态”的说词，原本就是代表一种易受争论的主观意识。一个多元民族社会所包容的宗教和文化特质，各有其价值标准，很难划定界限。“正常”和“反常”行为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上，尤其是在宗教和伦理价值上，必存歧异，不易互相接受，但并不等于一定要互相排斥。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促进谅解，加强各族人民对不同宗教内涵的认识，共同走向至善的精神世界，宗教的制约力量就能发挥神奇作用，监督一切社会行为沿着道德轨道运行。
曾经有一位西方哲人这样说：“唯有用法律的疆绳，套上道德的马匹，才能拖得动文明驿车”。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现代社会除了依靠文化、宗教和法律来来维持秩序之外，还得配合个人内蕴的道德意识，始能收相辅相成之效。今天社会上所呈现的一切病态，绝不是偶然现象，道德思想败坏有以致之，已成为不争之事实。我希望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胸怀大志的领袖人物，都应该记住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在我头上者，有星星闪烁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时时刻刻以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并以身作则，知而行之。这样就能达到洗涤人心，净化社会的崇高目标了。
最后，让我引述物理学家孙观汉博士对“道德标准”的精辟看法，作为今天讲话的结束。孙博士在一九五九年曾经得到美国FULBRIGHT的教授奖金，受邀到台湾去协助清华大学的核子研究工作。当时，他看到大家对教育部长兼清大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敬重，就向清大教务长陈可忠先生（后任清大校长）求问关於梅校长的伟大处。陈先生给他的回答是，梅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担任了这么多年的清大校长，尽管清大有<庚子赔款>退还的大批美金，梅先生仍是两袖清风，不贪一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格。孙博士听了，好气又好笑，心情既沉重又激动。他觉得，一个大学校长不贪污学校钱财，是份内事，怎么能够说是“伟大的人格和美德”？孙博士伤心地呐喊：我们的道德标准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这段“旧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海南省阔步向前

（这是发表在1990年5月10日<南洋商报>上的特约撰述文字。06年9月下旬再访海南，仿佛走进一个陌生的迷人岛屿。现代化建设已经完全改变海南省的原来面目，这颗南海明珠正在大放异彩，光芒四射。抚今追昔，对当年海南拓荒牛的豪言壮语和身体力行，不禁肃然起敬。）



出国之前，国际信息有一则关于中国海南省的报导，对海南建省之后的前途，特别是既定发展方针是否会有所改变，作出不乐观的预测和评论。报导的主要根据是，由于大部分台湾和海外投资者，基于更优越的投资条件，纷纷涌向福建省的厦门市。加上日本财团租用海南省洋浦区的成片开发计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引起争议，有人指摘这是“新租界”和“殖民地型态经济活动”云云。整个洋浦区开发工程可能就此搁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重新检讨海南省发展计划，在步骤上作出若干调整，暂时“煞车”，将发展中心移去厦门；在触觉敏感的外国观察家看来，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这项猜测性的报导成为事实，对海南省六百多万人民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挥一挥手”就烟消云散了！许多正在准备向海南省进军的工业家，包括来自台湾、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投资者，在“中央不支持”的阴影笼罩下，势必裹足不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传言不足采信

针对这一点，我这次到海南，除了深入民间了解情况，也和一些省级领导人交流了意见。我所得到的回应是，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对前述报导加以否定，并且认为这是外国通讯社凭主观臆测发出的错误讯息，不足采信。
一家观光级酒店的副经理说，跨国投资公司派来海南的专业执行人员，有增无减，客房紧张的情况并没有缓和。日本熊谷组在海口承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正在加紧赶工，希望明年可以提前投入服务。这位来自琼海县的年轻经理说，酒店业是投资气候的寒暑表，它的准确性甚至超越党政机关的评估，因为外来投资者都是先住进酒店才出去洽谈生意的。他对海外不利于海南省的报导，深感费解。不过，他认为这也可能是前往厦门的台湾投资者对外放出的“招揽性”的消息，在地理上，台湾和厦门近在咫尺，只隔一道海峡，两地人民同属闽南语系，没有语言障碍，台湾人到厦门投资确是比较容易适应当地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资会从海南转移到其他省份，或是台湾投资者对海南省完全不感兴趣。事实上，不少海南藉的台湾中小型企业家已经在海南进行投资，一些实力雄厚的台湾跨国投资集团，也正在积极和有关方面洽谈，准备投入开发海南的行列。
“日本人一窝蜂涌来海南，你相信台湾人会不来么？”他语意深长地说。我要他对这句话作进一步阐解，他说：“台湾企业崇尚日本模式，并以日本为竞争对手。他们对日本是采取跟进策略，同时抱着超越的决心。”这位正在勤奋学习英文的年轻经理，对海南省的前景十分乐观，他对中央政府坚决落实开发海南的既定政策充满信心。
在从海口开往三亚的长途巴士上，我和邻座一位来自浙江省温州的中年知识分子聊起来。他在三年前被调派到海南工作，听他的口气，似乎准备落籍海南。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已定居三亚，妻子在某个单位上班。
他不仅对“海南煞车”的传闻加以驳斥，还强调真正的“海南热”只是一个开端而已。他说，海南建省两年来，大中小外资工商企业前来投资的，接近九百个项目，总投额超过两亿美元，而内联项目的投资额也突破十二亿美元。海南省提供的许多特别优惠条件，都是大陆上其他省份没有的，这些条件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者不断涌入海南。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建设海南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改变，各种优惠条件也没有取消，而投资环境正在逐步改进中，日趋完善。
因此，他怀疑是别有居心者在散布谣言，蓄意破坏海南建设，想搞垮海南。不过，在国务院公开声明全力支持海南开发，既定方针不变之后，谣言已不攻自破。
海口一名计程车司机在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海南一般百姓都担心海南地位有变，虽然中央及省级领导人一再保证会继续向前走，但是，当官的可以一天讲一套，在中国“朝令夕改”像家常便饭，谁信得过？
问他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海南正在走回头路，他说这倒没有，祗是气氛低迷一些，流言四起。不过，他转过话题说，中央交通部前几天刚批准拨款开辟五指山公路，全长三十三公里，总投资人民币五百万元（相等于马币二百五十余万元），计划在今年动工，明年竣工。通车之后，五指山区将会成为海南新的旅游热点，对改善当地黎、苗族人民生活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应该是中央全力支持开发海南的具体行动之一。”他说。无论如何，他还是往好的方面想，希望海南这颗“暗藏的南海明珠”早日散发耀眼光芒。

新政策吸引投资者

较后时，我会见了海南省两位高级官员。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海南省委、体制改革研究及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迟福林，另一位是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周松。
这两位正值壮年的领导人，英气勃勃，言谈稳重，态度亲切，没有一丝“官僚”气息。他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谈到海南省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心脏是和海南人民的命脉连接在一起跳动。
迟福林负责政策和搞体制改革工作。谈到中央对开发海南的态度，他提出具体事实加以说明，推翻外间各种不利于海南发展的传宣。
他透露，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支援开发资金，在海南建立占地五十万亩以上的“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并由中央政府出面促请全国各省各包一块、群策群力，共同协作，开发海南。这个实验区分成“五大片”，包括加工区、销售区、高科技区，种植区和养殖区。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具规模的一个综合性农业开发实验区。
此外，他对海南以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颇感欣慰，虽然和预期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随着特殊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譬如入口税务的调整（包括税务的豁免），产品可以在大陆销售等等，都是立竿见影的实惠性新政策，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征得省长同意之后，他提供给我一份行将发布的新的“海南经济特区鼓励投资政策”，关于税收、进出口贸易、基本建设、金融、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企业经营、投资保护、发展旅游业、用人用工和人员出入境等方面，都增加多项特惠政策。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有关投资保护方面的新规定。新政策特别强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投资者的资产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若对投资者的资产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将给予相应的合理补贴和赔偿。另一方面也立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权，

鹏程万里有赖坚强羽翼

总理李鹏在上个月四日向中外记者发表的谈话，肯定洋浦区开发计划势在必行。李鹏总理曾对所谓“新的租界”和“殖民地”说法加以反击，他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曾经进行长期奋斗，收回租界，今天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中国政府怎么会在洋浦搞一个殖民地，把土地出让给外国人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周松解释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人质疑洋浦开发计划，是民主精神的体现。经过国家领导人详细分析解答，基本上已经定案，没有人再持异议。外国通讯社渲染这一事件，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目的在於吓走外资，打 击中国（不光是海南）的经济建设。 · ’
事实上，历时三年，总投资一亿八千万元人民币（相等淤马币九千余万元）的洋浦港工程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将于这个月交付使用。两座共五千多平方米的仓库已经封顶，两万平方米的货物和集装箱堆放场基本竣工，水厂、电力厂、通讯设备收尾工程正在加紧进行。已收工的码头总长五百四十米，有包括两个两万吨级和一个三千吨级的船泊位。它将是海南首届一指的综合性深水良港。
洋浦港工 程只是海南洋浦区成片开发计划的一部分。日本熊谷组接着将加快步伐，全面开展建设计划，为中国南方这个富庶而不显眼的宝岛添新貌。
“海南会煞车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周松的回答无比坚定，驱散了笼罩在海南上空的疑云。
鹏程万里，有赖於坚 强的羽翼。无可否认，未丰的羽翼和高远的目标，是今天海南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要缩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只有动员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引进外资、自力图强，坚决的向前走。

“六人监选团”评议

（此文发表于1990年3月5日<南洋商报>。17年或更早以前，对选举委员会沿用多年选举制度的诟病，经已滥觞在政法界人士之间，改革诉求此起彼落。新一届大选又将来临，老机器还在操作，当权者稳坐钓鱼船，反对党扬言杯葛又如何？－－作者识22.03.2007）


刚宣告成立以前联邦法院院长敦苏菲安为首的“六人监选团”，这几天来受到选举委员会成员和甫从国外归来的首相马哈迪医生的猛烈抨击。它被指为反对党的扩充部份，蓄意丑化选委会、企图破坏政府的国际形象，是反政府分子骗人的政治游戏等等。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基於既定的政治立场，他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反应，也有权力表达他对监选团的看法，何况有人怀疑他会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影响选举委员会的正常操作。
须知，选举委员会成员是由国家元首依据宪法条文，在征求统治者意见之后任命的。在我国宪法规订下，选举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及罢免，其程序和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命如出一辙，他们效命於最高元首，直接对最高元首负责，他们必须保持脱离党派政治的超然立场，公正执行任务。因此，我觉得选举委员会成员对“六人监选团”的过剧反应，似无必要，而且恐怕会使人民进一步对其是否能有效（公平）地操作选举机制产生怀疑。
选委会过剧反应
在“六人监选团”的明确动向和工作表现明朗化之前，我们无以对它的功能作出评估。不过，无论是在过去或现在，其成员在不同专业领域的良好服务记录，以及“书生报国”锲而不舍的精神，国人都留下深刻印象，并予以应有的敬重。如果因为他们曾经对国家事务发表异议，就把他们打为“反政府分子”，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介入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也不曾组织企图迫使政府下台的示威活动，“反政府”罪名如何成立？有远见的人都知道，举国上下一片歌功颂德，并不是民主国家的正常现象；合理和有建设性的异议，是一种良性矛盾，有助於国家社会的健康成长。所以，当政者应该具有容纳异议的胸襟。
应有合理的异议
人民虽然通过法定的选举将国家的管理权付托予从政者，但是，这并不意味人民已经“放弃”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他们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合法途径组织民间力量，对执政者施以合理的监督和制约，宪法中关于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条文，就是对这项人民权力的保障。
人民的向上心和正义感，是维护社会公理的最基本动力。缺少这些动力，民主的功能就无从发挥。如果每一个人都对国家事务冷感，在非常时期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力挽狂澜，任由社会良知在心灵深处泯灭，这个国家最终必沦於独裁的寡头统治，而人民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黑暗岁月，付出原本可以避免的惨重代价，始能获得重生。
民主政治最具挑战性的目标是：一、必须使人类组织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并使之永远适合现实需要；二、必须使人民对民主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下的各类组织，保持热忱和充满希望。要达致以上目标，政府就得采取开明、开放和持正不阿的政策，将国家利益置放于个人和政党利益之上，排除“不同声音就是唱反调”的狭隘观念，泛纳净言，集思广益，结合一切民主力量，共谋国是。
政府采取开明政策
没有人会否认首相马哈迪医生是一位具有领导魄力的精明政治领袖，他在国内推行开明政治，并以不亢不卑的姿态将马来西亚带入国际政治舞台，赢得良好声誉。不过，如果以马哈逃医生的建树和历任国家领袖相比较，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每位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主观条件不同，客观环境也不一样。有人说，马哈迪医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首相。身为立法者，他受身居要津的司法高官和司法界非议最多，以致他索性视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为“反对党”而“不理它”。这虽然可以被认为是双方在宪制方面对法律释义的歧见，但是，之间鸿沟的逐渐扩大，对国家并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六人监选团”的诞生，令马哈迪医生大发雷霆。
谁都知道，当前政治形势的演变，使到来届大选在我国历史上可能呈现一种新的局面，执政党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有识之士希望选举能在民主制度之下公平举行，督促选举委员会确保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执行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反对党领袖最近揭露一项有利於巫统的“闪电选民登记”正在积极进行，选民“大搬家”之说又甚嚣尘上，这些都有待澄清。
再说，来届大选的结果，是决定在人民手上，不是“六人监选团”所能操纵。从正面作用来看，“六人监选团”虽然不具法定地位（它最多只能注册为志愿服务团体）。但至少能成为选举委员会一支无形的“保护伞”，在选委会的工作受到政治压力或干扰的时候，站出来为它讲话。对执政党来说，“六人监选团”显然已经分担了政府的责任，见证大选的公平进行－－政府的既定目标。因此，对於“六人监选团”的成立，有关方面应该冷静对待，不需要有情绪化的反应。
冷静对待监选团
值得高兴的是，首相马哈迪医生“炮轰”之馀，还公开表示“既然他们要监督，我们并不在乎，就让他们去监督吧。”而且声称，如果不违反法律，政府将批准“六人监选团”的注册申请。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都卡迪尽管持有不同见解，也已经接见了“六人监选团”的成员，而且表示随时会再接见他们听取意见。这就是体现民主精神的可贵处，叫人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