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答问

九月下旬在台北，受到柏杨夫妇热诚接待。在一次聚会中，我们曾就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略作讨论。柏老针对“乡土文学”、“杂文的影响力和地位”、“文学工作者应坚持的原则”等课题，发表了许多独具只眼的精僻见解，令人有振聋发馈之感。
以下是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记录。为了行文方便，乃以答问方式加以整理。原文未经柏老过目，内容若有出入，概由作者负责。

关於乡土文学

问：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多之中，中华民国文艺界曾掀起一场马拉松式的乡土文学论战。今天虽已平息，但影响所及，文艺界显然形成阵线分明，有所谓“乡土派”和“反乡土派”的对立。柏老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这场论战在我出狱之前已经开始，它的整个背景我不很了解。不过，我的确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阻止和打击乡土文学的发展。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音乐和绘画等等，都不能没有乡土生活的气息；它必须扎根在乡土之中，才会长得茁壮和结实，有亲切感，并引起欣赏者的共呜。有人说反对乡土文学的人别具用心，有意利用这个题目，排斥文艺界的异己分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我要说这些大人先生们是弄巧反拙了！因为这场论战无疑地已大大推动乡土文学更进一步的发展，确定了乡土文学的地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反对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中，有好些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当然，那是属於“外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不是“本省”的、台湾的。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大陆、台湾，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只要它带有乡土风味，就是乡土文学。性质上，它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杂文的影响力

问：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有人形容它是“匕首”、“标枪”，无论是短兵相接或长距离对垒，都能置敌於死地，特别是面临历史巨变的时代，其影响力非常之大，因而颇为一般统治者所顾忌。柏老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文学形式？什么时候开始执笔？柏老之被捕下狱是否与此有关？
答：我是在一九六○年五月开始写杂文的，一九六一年出版第一本杂文集。此後不断执笔，到一九六八年春被逮捕为止。在被逮捕之前的那段日子，我除了写杂文和出书，自忖并没有犯上什么祸国殃民之罪，而且言行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我之被逮捕是否与写杂文有关，我想只有逮捕我的人才能回答。至於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缜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

杂文的地位

问：我曾经跟一些学院派的名士，谈论过杂文的感染力，他们几乎都对杂文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且认为这种作品不过是文学上的“杂耍”，毫无地位可言，在文学史上根本“不入流”。柏老对此有何高见？
答：这是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所持的不同看法。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存在，其价值不是由几个人去决定。它必须接受历史的考验，长时期的研究分析，才能肯定其真正地位。比方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杂文的震撼力，只有睁着眼睛讲瞎话的人才会去否定它。它的存在价值在於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对下一代发生脱胎换骨的影响，这已经是不争之事实。说到文学上的“杂耍”，其实，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有人在玩弄文字技巧，尤其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派名士之流，对大众命运毫不关心。所写的东西苍白贫血，虚有华丽词藻堆砌的外表。这类文字游戏，不是肤浅得可怜么？杂文创作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创作技巧局限於时代的客观因素，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体会的。故意将它曲解为“文字的杂耍”，是统治阶层一厢情愿的看法。至於杂文在文学史上入不入流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说过，这不是少数几个人有资格决定的。追溯一下中国文学史，除了正统的八股文外；词曲、小说，不也曾经被目为“不入流”？尤其是小说（它若有地位，早被称为“大说”了），在卫道的士大夫眼中，简直是“邪书”“邪说”。今天，它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又如何？所以我说，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地位，决定於对人民是否具有好的深远影响，而不是决定於某些人的好恶。

文学工作者的原则

问：在柏老陷狱之後，也许有些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交代不过去，於是，就有人发表这样的论调，说柏老的文章“对国家是建设不足，破坏有馀”，“丑化民族形象”，“嘻笑怒骂只能制造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等等。柏老对这些说法，有什么感想？
答：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他对事物的看法，不过，那不一定是大众的看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写文章的人是不能避免面对批评的。问题是批评者站的是什么立场，这立场是不是符合广大读者群的利益，或者只是代表少数的特殊阶层在说话，这才是重要的，也是我们写作人所要考虑的。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是，国家民族一定要强大进步，不能固步自封。推动国家民族强大进步，是作为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能“破坏”国家建设，或“丑化”民族形象吗？这些年来来，我一直在讲真话，写真话。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对，那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发乎“真”和“诚”。你也知道，我从不奢谈什么“主义”，我只是关心被迫害者的命运，因为那也是我的命运；我爱护他们，正如他们对我的爱护。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一定要我像某些被豢养的黄马褂作家那样，想的是一套、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些人从来不会对人类付出真感情，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才对国家民族有利，有存在价值，那简直是没有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