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李光耀

摄影：顾大哲

7月25日黄昏，在新加坡的One Fullerton滨海行人道旁的棕榈海鲜餐厅，和刚从英国返新探亲的张玉云夫妇吃晚饭。坐在身旁的玉云突然触碰一下我的手臂，指着行人道上一个步伐缓慢、踽踽而行的老人，一身短袖衬衫短裤运动鞋装扮。我看了一眼问她是不是熟人，她要我再仔细看看，我定睛一看，那不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么？

玉云离开报界超过十三年，她的新闻视角依然敏锐，不愧是《花踪报告文学奖》得主。

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出现的这个老人会是李光耀，因为时间场合都太令人感到意外了！直到看见他身后保持一定距离的六个年轻保镖，亦步亦趋，才肯定果然是他。

这是红灯码头观光区，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正在海旁喷水，举目遥望，摩天轮就在眼下。川流不息的游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当然也没有谁会趋前要求他来个合照。

他游目四顾，虽然没有笑容（他本来就很少笑），却是掩饰不住脸上的踌躇志满。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他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惊动他。
就像在自己的花园里，信步闲庭，怡然自得。

也不知道他是否在为他的旋风式访马刺马成功而老怀大乐。

马哈迪把李光耀访马之行说成是“中国的小皇帝出巡”，却不知道中国的皇帝从来不曾离开中原，连派遣来满拉加王国宣威的特使也不过是个太监而已。

马哈迪对有超过四千年（是五千年，他算少了一千年）文化背景的民族历史知识的贫乏，让难得一笑的李光耀笑到最后。他访马会见不少老朋友和当朝高官，独漏马哈迪，虽耐人寻味，卻也是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

黄昏的李光耀，一抹余晖，竟然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威力，无怪乎近日有人屡屡语无伦次了。

同情·喝采

那天在报上看到，一位涉嫌非礼女生的校长被控，出庭时扣着娇妻臂弯，亦步亦趋，状至亲昵。我心里不禁对这位可怜的妻子泛起无限同情，也对这位校长先生的“铁石心肠”产生莫名的反感。
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人可以怀疑嫌犯的清白。我只是觉得，为了塑造自己的崇高形象，在这种不光采的案件中，拉住妻子抛头露面，是很残忍的一件事。
此时此地，名人陷法网，竞相携妻上庭，已蔚成风气，令人叹为观止。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不应各自飞。不过，“大难”通常都是指贫穷、疾病、天灾、人祸；至于作奸犯料、为非作歹被绳之以法，这种“大难”，身为“大丈夫”，应该有勇气自己承担。为什么还要令精神上备受折磨的妻子，在大庭广众之前狼狈不堪。就算是为妻者爱夫心切，自愿挺身相护，我想做丈夫的也应该加以拒绝，如果他还有一点人性的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女性的坚强性格却是令人敬佩的。在许多有纪录的事例中，女性面对各种灾难和变故时，都比男性冷静和镇定，应变能力也特别强，这可能是母系社会遗传下来的母性基因特徵。
有一天和一位来自国外的女作家茶叙，话题涉及男人女人，她突然冒出一句：“男人虽然体态魁梧，其实是很容易受惊的小动物，虚有其表！”我这个大男人主义者，那里吞得下这口气，和她争辩不休。她滔滔不绝，旁徵博引，列举古今事例一大箩以证明“强者的名字是女人”，最后再抛下一句：“英国那些喊生喊死的伤兵，只要南丁格尔护士往他们身边一站，个个都安然入睡了。你们如果不是受保护动物，全世界的女护士早就失业饿死啦！”我一时为之气结，无言以对。
如今眼看法庭上一幕幕，“我在你左右”的写真镜头，不知道应该为这些坚强的妻子们喝采，或是为那些怯弱的丈夫们感到惭愧。我没有话说，真的再也没有话说了。

新闻道德标准

今年五月，当美国“迈阿米先锋报”独家揭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特和模特儿莱丝有一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报章都立刻跟进。“华盛顿邮报”动作最快，四天之后就刊出哈特和另一名华盛顿女人有婚外情的消息。次日，哈特在他的老家科罗拉多州宣布退出竞选。一颗有机会代表民主党问鼎下届美国总统宝座的政治明星，就这样殒落了！
我在想，哈特如果是在吉隆坡，他的运气就不会那样糟透，因为我们的新闻专业领域有另一套道德标准。
在我们这里，当一家报章对某项新闻作出独家报导之后，另一家报章非但没有按线索骥，作进一步深入采访，以求收之桑榆，对读者有所交代；反而千方百计在新闻人物身上动歪脑筋，寻找否定对方报导的空隙，通过新闻人物的口来一番“否认”、“澄清”云云。
就打个比方说“哈特事件”吧。甲报独家爆出哈特、莱丝愉情内幕，乙报隔日就会来个“向哈特求证”，接着出现的报导就是：“哈特承认曾和莱丝共睡一床，毛腿确是搭在玉腿上，但哈特坚决否认报章（非本报）之报道所指与莱丝有那么一回事。”。新闻大字标题顺理成章当然是“哈特否认与莱丝有染”了。乙报以为这样就可以掴甲报一巴掌。但是，在读者看来，却是“闻”不对题地证实了甲报的报道。
在采访线上，没有人可以保证不出差错。权威如英国的“泰晤士报”，都会买到伪造的“希特拉日记”，发表后始知上当，只好公开向读者道歉。在采访工作中，“走宝”固然可憾，但若能亡羊补牢，进而“追宝”，反败为胜，更是难能可贵。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研究学院教授约输·荷亨伯(John Honeberg)眼中的优秀记者是：“他不仅探询发生过了的事，而且追究它何以发生，会有什么发展。”这个浅易的指导原则，行家皆知，但又有几个人身体力行呢？
在华文报业中，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地垃，和既定目标尚有一段距离，不是没有原因。且不说客观因素，仅就业者本身在主观努力方面而言，责任感和个人素质都有待提高，乃不争之事实。愿与诸同道共勉。

他们不是我们的导师

很多年前在台北看过一部西片，片名好像是“血肉长城”什么的，故事内容只记得个梗概，是记述一段回教圣战的惨烈历史，场面浩大，剧情感人。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勾起我的记忆，是因为其中一个片段，一句对白，对个人后来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某些影响。
那个片段是这样的：当一群战败的法兰西军队被回教圣军包围，擎着白旗走向回军阵营议降的时候，回军之中一名将领突然高嚷：“干掉他们！”。回军首领摩哈末阿利一愕，转头问他为什么，那名将领说：“他们曾经掳杀我们的议和使者！”摩哈末阿利闻答即拍案而起怒喝道：“他们不是我们的导师！”。此语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名主张“干掉他们！”的将领，满脸差愧，无地自容。
二十岁的年代，由於深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意识形态误导，满脑子充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封建霸道思想，动不动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主张以暴力反暴力。这种报复主义心态潜伏在躯体中作祟，为期颇长。没想到一句“他们不是我们的导师！”犹如平地一声雷，把自己从噩梦中惊醒，捏了一把冷汗！终於找到从蛮荒回到文明之路。
前几天，在报上看到一名带墨镜的马大“学生领袖”，站在大学围墙上，指着到马大就中文系教学媒介语问题作出抗议和提呈备忘录的政党人士破口大骂。隔天新闻又报导有五十名马大生集体到警局报案，指那名爬墙的“学生领袖”发表粗野的种族煽动言论，污辱他族尊严。过后，马大校园的气氛虽然一度呈现紧张，但是很快的就平静下来。我不禁要向那五十名杰出的马大生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恪守国家法律，在面对挑衅的时候，认定挑衅者“不是我们的导师”，既不有样学样，也不慑服於舞爪张牙之淫威，坚决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还击。这种果敢精神和高贵情操，足以成为每个公民的楷模。

“叶公好龙”说短评

梁健林在<有话直说>专栏中写的“叶公好龙”，言简意赅，发人深思，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精辟短评。
在这个龙蛇不分的年代，像叶公那样蛇假龙威招摇撞骗的混混儿，有如过江之鲫，肆虐社群，祸害良民。梁健林对这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对一些“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借健林语）的披上人皮的走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真是大快人心。
星洲日报的<有话直说>，是一个拳拳到肉的专栏。这些日子来，面对许多重大社会课题，哪些没有机会行使发言权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心中一直想讲的话，都由<有话直说>的个别作者们，在专栏中淋漓尽致地畅所欲言，所引起的回响，有耳共闻。虽然有不少大人先生们因感觉到自己“中了一拳”，暴跳如雷，但是，他们若能体会作者那份爱之深责之切的感情，同时明白评论的出发点是对事不对人，即或有时涉及个人也是因事而起。这样，或许他们就会豁然释怀，不再兴问罪之师了。
我非常喜爱“短评”这种创作形式，它短小精悍，触面广，距离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击即中，十分乾净俐落，不像写小说，要讲究结构主义，布下天罗地网去捕捉一个题材，太累了。不过，“短评”的内容往往会受到时间和空间以及字数的约束，小说则能突破时空两限，自由发挥，而且具有较持久的震撼力。
说起我和“短评”的渊源，可要追溯到五十年代末期了。那时候，新加坡有一份<新报>，由名报人黄科梅先生主编，走群众路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刊。曾出任新加坡部长和驻英国专员的易润堂（黄科梅先生的女婿）、已故名记者吴锡，和后来新加坡星洲日报多位杰出编辑及记者，都是<新报>出身。记忆中<新报>封面版的“短评”，每期评时事三或四则，小文章大课题，深入浅出，针针见血，深受读者欢迎，我就是其中追之若狂的读者之一。
后来学人舞文弄墨,诗歌、散文、戏剧、影评和大块头的时事评论，无所不及，但都溃不成军，交不出好货；唯对“短评”情有独锺，虽说不上有什么成就，涂涂写写，多年来竟是不能罢手，以致今天还在卖弄风骚，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呢！

追记哈公

哈公去逝的消息传来，我愕然许久。说伤感，是假话，因为和他并无深厚交情，只有一两次公事上的来往；之所以愕然，是因为读他的文章多年，仰慕他的才情，加上在公事来往过程中，他处事的态度，在我心坎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说来好笑，第一次见他，只知道他是许国先生，并不知道他就是哈公。和他喝酒吃饭，天南地北扯个没完，香港作家逐个点名，我连哈公也点上了，他竟然可以若无其事，不表明身份。大概他想听听，有没有人像他骂别人那样骂他。但是，那天我却是说尽哈公的好话，他听了心中会不会很受用，我不知道，脸上的表情回想起来，好像是完全无动于衷。后来知道他是何许人，一气之下写封信“操”他，他在长途电话中回敬了一句：“鬼知你甘笨拙！”真是他M的！
我以前任职的报馆，部份资料是由香港<明报>供应。由于财务周转困难，资料费积欠了一条天文数字。金庸先生一直高抬贵手，每日照寄不误，报馆这方面也照欠如仪。长期累积下来，数目越滚越大，<明报>会计部在核数师追查之下，一声令下，马上要cut。我急电香港，知道这件“专案”是由许国先生处理，在谈话中，向他诉说海外经营华文报的艰难，要他尽可能通融。他听后，十分婉转的告诉我，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同时建议我们准期还新账，至于积欠的旧账，按能力分期付还，他会继续供应资料。我所担心的香港人的“现实嘴脸”，非但在许国先生身上看不到，反而体会了他对海外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份亲切关怀。
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叫人感慨万千！我同意香港作家王亭之的说法，哈公并没有看风驶舵，随波逐流，这是他的固执、也是他的可贵处。不过，我并不同意王亭之所说，哈公的内心是孤独的。他虽然在五十四岁的盛年离去，但他活着的每一分钟都非常充实。不然的话，那儿来的嘻笑怒骂皆文章？那儿来的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在缅怀他？所以我说，无论在生前或死後，哈公都不寂寞。

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台湾遭遇国际政治旋风袭击、被逼脱离联合国那一年，我正好出远门路过台北，稍作逗留。那几天每日作穿街走巷游，在喧哗的台北闹市，举目所见，到处都悬挂或张贴着“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句醒目标语。台湾遽逢巨变，全岛上下，悲愤莫名。可是，在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激励人心的措施之後，局势迅速扭转，老百姓终于适应新形势，开始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在“变”中求突破，以期转祸为福。
曾几何时，今日台湾不但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人民生活自给自足，还以天文数字的美元储备金傲视群国；许多在当年追风与台湾“断交”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今日阿蒙”刮目相看，竞相派员飞去宝岛“拜财神”，连我们的财长和贸工部长，也跻身这一行列。至于新加坡总理经常“私访”台湾，更是早已公开的秘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提升到哲学范畴加以阐释，“变”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在哲学术语中，“跃”是一个断层，“变”则是循序渐进。人类应变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仅能征服大自然，并且能在不断求变中加强生存条件，更上一层楼。古人说的“穷则变，变则通”，就是这一哲理演绎的简单说明。
人的一生所经历的无限变化，是对本身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锻练。强者生存，弱者淘汰，早有定论。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骤然剧变的时刻，应变的先决条件，绝对离不开自强不息。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处变不惊”，才能冷静地对整个变化，作出得与失的准确评估，以决定下一步的应对行动。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关键性时刻，不自我省思以求自强，一味寻找代罪羔羊，则反败为胜不但难乎其难，自己反而会成为下一只“不幸的羔羊”。
“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是今日台湾踏上成功之路的座右铭。在世事瞬息万变间，谁能充分掌握和运用这个哲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所谓“不败”，就是光荣生存——无论是对个人或整个民族而言。

问题和解决

记不起是谁说的，一个没有问题的“无菌社会”，根本就不是社会。如果这种说法正确，我们大可不必为今天社会上的问题纷扰而耿耿于怀，只要全心全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周而复始，就是尽了社会责任。
我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提出问题必须能够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二是只提出问题，等待别人去解决。我知道两者之间，每个人都会欣赏前者。
不过，公平地说，有些问题在能力和层次上，并不一定是提出问题的人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他能够解决，问题本身早已不存在。因此，在比较特殊的情形下，等待别人解决问题，实无可厚非。
这是一个集体协作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共同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责任，除了责任程度在比重上的差异，谁都不应该说“与我无关”。坦率的交换意见和贯连式的沟通，对解决一切问题都有一定的帮助，这总比把自己从责任中开脱出去，搭起二郎腿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来得有用，也更能使人信服。
社会现象中，为了私己的利益而刻意制造问题，是最不能被原谅的。制造问题的人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树立了英雄形象，其实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卑微的心态，令人憎恶！我们毋需害怕这种挑战，在时机成熟的时刻，这类对手往往会被他自己所制造的问题解决掉。你可以用因果规律去解释这种运作，它是一个绝对存在的事实。
我始终坚持一点，不管在什么领域，任何问题的产生或存在，都是胚胎于既定的主题和客观因素。因此，任何问题的被提出和要求解决，都必须在这一领域本身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之后，否则只有徒费心机，无法达致解决问题的预期目标。
有一句格言说：“成功者解决问题，失败者被问题解决。”我要加以引申的是：只有能够掌握适当时机的人，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成功者。

和谐与冲突

价值观的迥殊，往往可以使人们对许多事物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而引起的争执，也永无休止。我常常在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共性，如果能够从这一点着眼，在价值上作出若干相应调整，也许就可以在矛盾中求统一，免除对抗性的冲突。
谈到“冲突”，记起自己在多年前曾在一篇专栏文字中，提到西方社会学者对和谐与冲突的看法。他们认为，静态的和谐会使社会停滞不前，而动态的冲突则能促进新陈代谢，引发新生命，使万物充满生机，加速社会发展的步伐。对不了解矛盾演化规律的人来说，这当然是革命性的新观念。人们感到兴趣的是，东方社会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价值观？或是能够作出多大程度的调整以适应这种价值观？
在传统上、我们一方面因袭老祖宗遗留不来的“以和为贵”、“和气生风”以及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仁者观；另一方面，一旦起冲突就展露出不择手段、赶尽杀绝的恶者行。两者之间，始终难以中和。于是、我们的“和谐”若不是无限让步，就是投降主义；我们的“冲突”若不是势不两立，就是灭绝主义。这两种极端，很明显的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自陷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
因此、要否定社会上粉饰太平的一团和气的“静态和谐”、或肯定自由开放的良性对立的“动态冲突”，在东方社会来说，除非能取得观念上的突破，否则，一般上还是不容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
但是，正如前面说过，事物的共性可以在价值观的调整方面产生作用。我们都理解推动社会进步是人类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达致这一共同要求的过程中，能沿溯求同存异的线路而上，等距或近距价值观的形成，其可能性依然存在。
就个人而言，我对表面和谐十分厌恶。因为这种“脸和心不和”的假象，隐藏着敌我冲突的恶性因子，正在等待时机暴发。相反的，以共存为基础的良性对立，其冲突运作不仅能催生新事物，更新万象，还能带来内部的真正和谐与安定。

学中有术

记忆中，我所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民生和经济的著作，是现任马大副校长翁姑阿兹教授写的<经济和贫穷>。虽然事隔多年，这位经济学者所描绘的东海岸赤贫农民和渔民的凄苦景象，犹历历在目，农渔家唱不完的悲歌，仍在耳边萦绕。三个多月前，特地向吴天才副教授要了一份原书的影印本，重温一遍。对翁姑阿兹教授锲而不舍深入民间作调查研究的治学精神，依然是说不出的钦敬。
可是，在这次马大发生的选修非国文科目教学媒介语的争议中，翁姑阿兹教授所持的态度，却使我对这位自己十分景仰的学术家产生了“学中有术”的怀疑。特别是在争议伊始，他就以权倾高等教育领域的统治者姿态宣布“这是最后决定”，想把这个牵涉到学术自由的重大课题镇压下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我虽不学无术，也愿效野人献曝，发表一点个人见解，就教於有饱学之士。
在逻辑上，选修中文，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文，选修淡米尔文，以淡米尔文为教学媒介语文，并不悖理；在学习上，它所能取得的直接效果，远远超乎以其他媒介语文教学所能取得的间接效果，是无可争辩之事实。。就学术自由而言，强迫精通中文或淡米尔文的学生，以另一种语文选修中文和淡米尔文科目，就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了。至於不谙这两种语文的学生的选修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解决。马大校园迄今尚未见过有非华印裔学生热烈选修中文或淡米尔文的盛况，将来即或有这样的一天，也可以如陈祖排博士所说的“增加以国语为媒介语文”。在西方国家一些著名大学，洋学生蜂涌选修中文，虽然以英文为教学媒介，但大部份重要中文科目，还是以中文为教学媒介。因此，所谓剥夺其他学生的学习权利，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有人抬出“大学自主权”来唬人，要“外人”不准干预校政，同时要人家“不要把问题政治化”。其实，取消非国文教学媒介语的决定，本身就抵触了“大学自主权”中最珍贵的学术自由精神，它的“政治化”背景，更是昭然若揭。
今日学术界一些大权在握的学术家，学中有术，术中有学；我们这些不学无术之徒，要辨真伪，可真不容易呢！雾非雾，花非花，雾里看花，虽然是一片迷朦，但是，雾是雾，花是花，雾和花到底是不容混淆的。

英气逼人来

这次在新山参加学生记者生活营，在小记者们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新希望。每个讲座结束，主讲人都面对热烈的发问。所提出的问题，尖锐而沉实，并且围绕着华文报业主权谁属、生存条件和新闻自由等核心，眼神炯炯，期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
强烈感觉到，新一代英气逼人来，他们在成长了。
在生活的海洋上，各有各的方向。也许，他们将来是翱翔在另一个天地，但是，至少他们知道命运不能任由别人主宰，文化的根要盘深扎实，人民的知的权利绝不容侵犯。这就够了，播下去的种子已经冒出苗头。
怀抱着对未来的美丽憧憬，他们攀上开动着的文明列车。在扶他们一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不要扭伤他们的胳膊，不要磨损他们的棱角，好好把他们带上来。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不同的是，我们像一个无助的夜行者，屡仆屡起，摸索着朝向那一点光踉跄而行。今天，他们成群结队，走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有人带路，备受呵护，脸上绽露天真的笑靥，充满自信和骄傲。谁说成长是一种伤？
那天，围拢而来的小毛头和小丫头，问这问那，谈理想，说抱负，似乎想把整个世界抱着走。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气急败坏地问，为什么人性这样丑恶？为什么现实这样残酷？为什么一切和想像的都不一祥？或许，终而有一天，唯美的梦醒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会默默地随波逐流，再也看不见不一样了。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耽心的。在成长的路上，有人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有人困坐愁城不知所措，有人索性停下来，落单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一起开步，不一定全部同时到达终点，不过，一定会有人到达终点。你说是么？
我只祈求，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起码也不要让他们受到污染－－我不愿意说不要去污染他们，因为要为你我留个馀地。

康桥·剑桥·歌者

女高音卓如燕一曲<再别康桥>，给作协十周年“文学之夜”营造一片浪漫的诗情画意。虽然是临时受邀上台，淡妆清唱，一样引人注目和扣人心弦！绕梁馀韵，悠悠不绝，为当晚的热烈场面平添异彩。
徐志摩把Cambridge译成“康桥”，是诗人表现在翻译手法上的美学艺术，是杰作，也是绝作。现代作家沿袭这一译名者，大不乏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
我不清楚“康桥”是出现在另一个译名“剑桥”之前，或是未有“康桥”已有“剑桥”。我确确实实是先识“剑桥”后见“康桥”的，正如我先听过佛罗伦梭，以后才知道翡冷翠。因为在我求学那个年代，“剑桥文凭”是英校生一意追逐的目标，“剑桥”这个名称，我们几乎耳熟能详,至于“剑桥大学”，不用说更是举世皆知。
就像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后来读徐志摩诗作，乍见“康桥”，心头一震！惊艳之情难以言喻，读之再三竟是爱不释口。於是再也不能容忍“剑桥”了。
说起排斥“剑桥”的理由，有一大箩那么多。它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叫人想起古大不列颠帝,、在护城河吊桥头手握利剑严阵以待的士兵，杀伐之声隐隐约约凝结在空气中，令人窒息。此外。因为小时候住在乡区九皇庙邻近，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九皇爷诞辰节日，都有机会看到乩童带领善男信女们过刀桥走火坑，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只敢从手指缝儿中偷看。有一年，目睹一名乩童不慎滑跌在刀桥上翻滚落地，满身鲜血淋漓，吓得我一路哭嚷着奔回家。所以，“剑桥”二字，不期然会使我想起“刀桥”，不免心有馀悸。于是对“康桥”更是难分难舍，一迷不可收拾了。
“文学之夜”沉缅在<再别康桥>的美妙歌声中，浑然忘我。没想到却有人捐款点唱，要卓如燕唱“春天里”和“戏凤”，这对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歌者来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本着爱护作协之心和尊重点唱者的盛情，卓如燕终於“唱”了。我不知道她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唱”完那两首“不属於她的”歌曲。作为听众之一，我有点儿为她感到难过，觉得她的艺术地位应该受到合理对待，即使是在所谓“无伤大雅”的馀兴节目或即兴表演中。
请一位不会唱歌的人上台，他又情愿唱，确是十分有娱乐性的“馀兴”；请一位有造诣的歌者上台，要他唱不是他所擅长的歌曲，那就不是“馀兴”而是“扫兴”了！

仰面唾天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其异同优弱。在触及民族课题的时候，切忌以偏概全，尤其得避免发表“比较民族”论，损及他族尊严。这是任何有资格站上论坛的人，应该具有的基本认识。
记得我国独立后不久，曾经发生一宗丑化民族形象事件，引起轩然巨波。事缘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一部词典，对“马来民族”一词所作注释，语多不敬，意含污蔑，不但激发马来社会公愤，亦受到非马来人有识之士群起声讨。牛津当局自知理屈，终于从善如流，及时修正，并表歉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现任马大副校长翁姑阿兹教授，当时作为一名亚洲新兴民族主义者，也曾经针对这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翁姑阿兹教授最近锋头甚健，时常就华社问题发表高见。他两度在不同场合对华族传统道德提出质疑，先褒后眨，语带揶揄。不久前，他评论合作社存款人受骗事件，除了慨叹华族信守失落，同时对马来民族的诚实品质深感自豪。至于政府在合作社管制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助长这类诈欺罪行的现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他都避而不谈，一味在“华族传统道德沦亡”和“马来民族重信义”方面夸夸其谈。这种偏见与傲慢，表现在知名学者言论上，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正如黄文国在“幻象与民族的反省”（87年8月9日星洲日报“有话直说”）中所说：“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传统美德和恶德是并存的，既有诚实、纯朴、善良崇高的一面；也有丑恶、贪婪、欺诳的一面。”。这是一种质与量的理性认识，放诸四海皆准。因此，我们在追究土著金融骗案，为何数以亿计的国家财富会被罗连奥土曼一夥“轻易地搜刮去英国”的时候，从来不曾对整个马来民族的道德价值加以否定，或有所质疑。
仰面唾天是一种最愚蠢的行为，因为那口黄痰随时都会掉在自己的鼻梁上。饱学如翁姑阿兹教授，应该深明此理。作为早期我国合作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我们期待他发挥领导才华，指引合作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总比在合作社风暴和民族道德问题之间兜圈子损人来得有意义。

声东击西

世间事，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今人若要写“新滑稽列传”，题材信手拈来皆可入文。。不说别的，就说那部我们奉为传世经典的“孙子兵法”吧。春秋以来，历代名将，鲜有不熟读“孙子十三篇”者。今日美国西点军校图书馆，还藏有英译本供洋兵哥研究。我们不仅深谙制人之术，甚至热心以求授人；可是，现在却是风水轮流转，被别人用术制我。套句儿歌来形容，正是“你说奇怪不奇怪！”也。
“声东击西”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古老战术之一，在战场上应用得宜，无往而不利。但是，若以现代人眼光来看，与其说它是战争经验的垒积，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智慧的结晶；即使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一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我这种说法，是有事实可以佐证的。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被舞狮、招牌、宋谷、头巾、祷词，街名、华文电话簿和三保山等诸如此类的课题玩都玩残了。就在我们被纠缠於这个层次疲于奔命的时候，在“多隆多隆”声中，人家轻舟已渡万重山。我们呢？民族文化和教育权利朝不保夕，财经参与权日渐萎缩，传统的民族企业一家家先後易手，天然资源的分享已经是阿拉丁神话；至於政治权力的“配合”，也不过是民主橱窗中的小摆设，让几个在政治舞台上跑龙套的官儿们过过瘾而已。这幅两岸猿啼声不绝的凄迷景象，不就是“好一招声东缶西！”的具体说明么？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这问题还是让大智大慧的人去回答。现在每个人所关心的，是计将安出？我们一些在朝的智者，经常以“智取论”安抚族人，其实这种论调首先就抬高了自己，低估了别人；一旦“智取”变成“被取”，才恍然发现智者是别人，愚者是自己，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过往的历史教训，早经证明这一点。难道我们要一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