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谦谦君子 铮铮汉子>读者

有网友在读<谦谦君子 铮铮汉子>一文后留言:
「顾先生，大作中提到五十年代的论战,感觉上不脱战后四十年代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之议题.因此有兴趣进一步了解那个年代的文艺思想状况.请问哪里可以看到萌芽和小蜜蜂杂志?多谢指点.」
我觉得这是和研究前期马华文艺动态相关的课题，许多文艺工作者可能感兴趣，因此选择在这里回复。

那是一个马（星）华文学开始脱离母体的蜕变年代，是马华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标志。
从中国传统文学到新文学运动、抗战文学、侨民文学，以至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建国的爱国主义文学，延伸到今天被排除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主流之外挣扎求存的马华文学，和切割后在星加坡逐渐被边沿化的星华文学........这是值得马华文学史家深入探讨和还原真相的一个重要过程。
早期的<荒地><沙漠风><骆驼><萌芽><小蜜蜂>........等文艺期刊，王思德(慕平)主持的<文艺出版社>发行的青年文艺丛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都是可以参考的50年代刊物和书籍。
在星加坡国家图书馆应该能够找到这些资料。
我曾经在馆内浏览过相当完整的一部份，有意外的惊喜！

我在1960年从星加坡打包返马，唯一的财产就是装满整个VAN的旧书刊和报章。
在经过柔佛新山海关的时候，全部被扣押。
我据理力争不得要领。
派驻海关的内政部华文组官员说，他看到<鲁迅全集>那套“禁书”，就已经知道我带的是那一类书刊，必须全部送去吉隆总部检查。
我坚持要收据，官员反问，你在搬移一座书山，要怎样开收据？
我是噙着眼泪跟着车去仓库看他们“卸货”。
迄今快半个世纪，内政部已经变身为国安部。
相信他们由于人力资源匮乏，应该还没有检查完毕。
如果马来西亚的法庭可以花23年的时间来审理一宗案件，而且到今天还没有结案，我的书刊检查了47年还没有下文，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了。
国安部副部长胡亚桥今天若能帮我取回这批“文物”，我愿意向他叩头拜谢。

铮铮汉子，谦谦君子

听说雪风找我有急事，在上海立刻给他打越洋电话。原来他正在编辑一本纪念白秋琳的集子，知道我过去和白秋琳交往甚密，要我写点东西抒发己见。我向来不兴写这类纪念故人的文字，但对于这位结识在50年代《星洲日报》文艺版马华文艺底道路大争论（史康论战）期间的老朋友，我就难辞雪风的美意了。

我所认识的白秋琳是个铮铮汉子、谦谦君子。当年《星洲日报》文艺版主编方修以史忱的一篇《我底总答复》结束史康论战之后，身为康白扬阵营一员悍将的他，意犹未尽，在星加坡萌芽出版社刊行的《萌芽》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的《“我底总答复”的答复》。他明确地把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结合在一起，提出文学的总目标和服务对象问题，还引述了鲁迅说的脱离总目标和服务对象谈文艺“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聚首话当年重提史康论战，他坦诚表白，当时的许多看法充满浓厚的阶级论色彩：虽然大方向并没有错，但有些观点过于武断，甚至流于浮夸，在严肃的辩证中会站不住脚。这种坦荡荡的胸怀非常可敬，所以我说他既是铮铮汉子又是谦谦君子。

白秋琳在马华文艺界活跃的年代，是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狂飙的思潮风起云涌，流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进步和反动力量的对峙，形成社会的两极化。白秋琳身处矛盾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冷眼观察百病衍生、斗志散涣的“另一面”，他的感受是深切的。他预见随着剧变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又惶恐于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未臻成熟。他找出问题的症结，以简洁明快的笔触，贴切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他常有作品发表在星加坡早期的《萌芽》杂志。

在1958年创刊的《萌芽》，打着“为人生而文艺”的旗帜，一针见血地刺向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向病态社会提出合理的质疑及强烈批评。白秋琳就是这份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无奈《萌芽》在1958年8月1日创刊后，只出版了三期就被星加坡政府内政部查禁。此后，白秋琳的部分作品陆续在《蜜蜂》杂志上发表，并有小说《破裂》收人小说合集《怀念》里。

小说《破裂》以一个少女的故事为主线，刻划出当时青少年内心的傍徨与苦闷，以及他们如何挣扎着，在那个迷乱人心的时代压力下企图寻找一条出路。堕落腐败的时代是窒人的，寂寞虚空的气息给青少年们带来沉重的压力无从宣泄，情感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极情况下，毁灭的深渊就在眼前，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掉入陷阱，难以自拔。“他们被这个窒息的时代压逼得疯狂了！”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纯洁少女，如何过渡到堕落腐化的过程。最终无助地陷入歇斯特里的绝望！读者似乎也对此感到无能为力。青少年到底该如何寻找一个理性而正确的宣泄口？青少年有着自己的理想，想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心力，为何却深感无力？他们的梦想为何总是受制于现实的考量。这些问题如重锤敲击在人们心坎上，而作者却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自己思索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法。

白秋琳的另一篇小说《渣利树下的遗恨》又点出了一个血淋淋的社会问题－－贫穷。贫穷的境遇如何摧残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机，如何折磨着无望的劳苦大众。贫富悬殊鸿沟的扩大，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计时炸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富人们的贪婪嘴脸，造成社会大众心理的失衡。人们把满腔委屈和愤愤不平理藏在心底，面对充塞在社会每个角落的苍白病态，他们的心在呐喊，焦急着要寻找一条变通之路：可是一幕幕与生活斗争的悲剧不停上演，让人们心力交瘁，令人感到一切似乎都不可能改变的无奈。白秋琳却以赤子之心，毫不妥协地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控诉，可谓大快人心。

在那个年代的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白秋琳也不例外。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知识青年，有几分内向却深具幽默感。我曾经问他为何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浪漫情怀，他的回答是，在那个年代根本浪漫不起来；我说革命情怀也可以是浪漫的，他笑着回答，那就等他参加了革命再说，我为之语塞。

我最大的遗憾是，他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前往中国南方的城市工作。我有两位义薄云天的朋友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除了白秋琳还有一位就是北马知名作家韵斌（张友群）。我一直为未能送他们最后一程而耿耿于怀。这笔帐只能等他年黄泉路相聚再算了。

陈雪风忙着为白秋琳出版纪念集子，还邀我月旦一番。白秋琳地下有知 ，一定笑不拢嘴，因为淡薄名利的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和他开这个玩笑。无论如何，这是意义深长的一项工作，我非常钦敬陈雪风锲而不舍的努力，在马华文学史上为白秋琳这位50年代的重要作家留下珍贵的一页。

人性的光辉

人生最美的是朋友。The best of one's life is one's friends.史蒂芬生 Adlai E. Stevenson
一 关于柏杨
柏杨，台湾著名杂文作家、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思想家。
一九六八年，因：“运用文学技巧，影射政府腐败无能，离间人民对政府之情感，侮辱中国传统文化”，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以叛乱罪名起诉，次年被定罪，从“唯一死刑”改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後减刑为八年。一九七六年刑期届满，继被软禁於绿岛（又名火烧岛），迄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正式获释回到台北。前後陷狱达九年又二十六天。
有一件事鲜为人知，就是柏杨在陷狱期间，曾绝食二十六天，险些送命，还是由狱方强迫注射营养针救活的。这是最近复出的李敖加以透露。
他在狱中：“在火炉般的斗室里，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上，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三部历史研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袭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总页数有三千页之多，已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
目前，他恢复撰写脍炙人口的〈柏杨专栏〉，发表於台北中国时报，并出版了〔活该他喝酪浆〕和〔按牌理出牌〕两本杂文集。陷狱前他出版的杂文集共有二十三本：〔倚梦闲话〕十集、〔西窗随笔〕十集、〔云游记〕两集，和〔挑灯杂记〕一集。此外，并以郭衣洞原名出版过小说集计有〔秘密〕〔莎罗冷〕〔旷野〕〔挣扎〕〔怒航〕等。
月初，在台北小聚，他透露自获释後，当局一直不批准他出国，虽然美国方面曾有学府延聘他去讲学。他对马新关心他的朋友们非常感激，频频嘱咐转达他对大家的问候，并深切期望有生之年能前来马、新，和大家见见面。
二 纪念柏杨坎坷的生命历程
台北归来，接到梁上元寄来一本她和朋友们编著的〔柏杨和我〕，并附一纸小简说：“这是几位朋友为祝贺柏杨先生六十寿诞编印的小书，我们知道您是他的好友，敬寄上一册，共作纪念，并请指教”。
上元是柏杨的忘年之交，异数朋友之一。柏杨文名大噪之时，她还是年仅十六岁的高中女生，现在也不过二十来岁，已经当上中国文化学院的教授。十六岁那年，她以“寒雾”为笔名模仿柏杨的笔调，写一封信向柏杨致意，表示体会柏杨那份“国仇家恨难挥泪，且把心情作笑声”的寂寞情怀，并对国事、人性、民心，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使柏杨大受感动，而缔结了他们之间珍贵的友谊。
柏杨陷狱之後，她与留美的物理学家孙观汉博士，在台湾和美国互相呼应，对柏杨的命运关怀备至，多方营救，因而与柏杨、孙观汉、还有一位在柏杨服刑期间不断加以照顾的他的女学生陈丽真，共结为“岁寒四友”。
梁上元编著的〔柏扬和我〕这本书，是柏杨身边一群朋友，为了纪念他艰苦坎坷的六十年生命历程，而特别印行的集子。全书分为四个部份：第一部份〈柏杨和我〉，是柏杨知交们个别执笔的至情至性文稿，以资纪念他们与柏杨之间的不平凡情谊；第二部汾〈信函〉，精选数封致柏杨的信件；第三部份〈访问、报导〉，搜集了几篇报章杂志上对柏杨的介绍文字；第四部份〈著作的评估〉选录的是在海内外一些报章或杂志上发表的对柏杨著作的反应和评价的文章。可以说是近年来出版的，唯一以柏杨这位传奇性作家为主题的书。
三 令人激动的真情和爱心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情绪波动很大，内心受冲击，几次禁不住怆然泪下。柏杨在他的诗中写过这样一句：“满眶眼泪酬知己，一片苍茫对故人”，是他陷狱後心境的写照，情意深重，教人心酸不已！柏杨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性情中人，他满眶眼泪是为了“酬知己”；我读〈柏杨和我〉热泪盈眶，则是因为看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真挚、纯洁、高贵的友情而感动、感激！
在这人世间，真正能令人感动又感激的，不外是人类之间的真情与爱心。可是，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真情和爱心偏偏大少大少了，因此一见之下，如获至宝。我一口气读完全书，揩乾泪水之後，但觉胸中气势磅礴，有如万马奔腾，一发千里，对人类前途，重新充满无限信心。
这本书叙述柏杨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出神入化，扣人心弦，令人好生羡慕！有道是“患难见真情”，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我不是所谓“人性论者”，但在捧读此书当儿，人性的真、善、美，不住的在脑门涌现，在心中翻滚，久久不能平伏、这个时候，我才真正领略孙观汉在〈柏杨和我〉文中所说的：
“我是一个从信神到不信神的人，可是不知何故，每逢心中有非常快感的时候，总是把上帝重新。拉来，向他谢谢。”
“向他谢谢！”这正是我读完全书后的另一种感恩的心情。也正是这种心情的驱使，我拟了这篇文稿的题目“人性的光辉”。
四 孙观汉和柏杨
这本书的主题部份，是由柏杨的九位朋友和他的新夫人以〈柏扬和我〉为题，分别执笔。他们是．孙观汉、梁上元、梁黎剑虹（梁寒操夫人，上元的母亲）、虞和芳、罗祖光、史紫忱、吴觉真、筑音、姚安莉，和张香华（柏杨夫人）。十篇文章中，除孙观汉一篇曾刊载于台北出版的〔爱书人杂志〕，其馀皆未发表过。
说起孙观汉和柏杨的交往过程，实在使人难以置信。
孙观汉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在美国匹斯堡第一次给柏杨写信，感谢柏杨的思想对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影响。自此他们开始通信，两年多之中，往返了十几封信，至一九六八年初，柏杨陷狱，连系才被切断。
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柏杨出狱之後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离开他们第一次通信的日子是十二年九个月另七天。难怪他们在见面的时候，百感交集的相拥在一起，哽咽地说：“想不到我们在今生还能相见”。
孙观汉在他的文章中说：“他坐了九年二十六天莫须有的牢，我的心虽也陪他坐了九年二十六天的牢，但谢谢他思想的影响，我的精神却一直在牢外”。
就因为“精神在牢外”　在那九年多中，他锲而不舍地做着营救柏杨的工作。他为柏杨而写的文字和信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至少在百万字以上。用梁上元的话说，他是在爱的路上踽踽而行，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在爱的路上屡仆屡起，挣扎前进的珍贵足迹。
在柏杨心目中，只有法国文学家左拉能和孙观汉相比较，因为左拉曾经为营救与他素不相识被诬以谋反的屈里佛斯，而写下千字不朽的〈我控诉〉，最後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仍奋斗不懈。因此，柏杨赞美他的这位恩人是“道德勇气的化身”“勇者的画象”。
可是，对於这些赞美，孙观汉诚恳的表示了他的异议。他在文章中说：“用不到谦虚，也不应该谦虚。柏杨的这个看法，是我们这次在台北历史性会晤中，唯一和最大不同的观点。
“让我先把时间拉回约二十年。在一九五九年，我幸运的得到美国了Fulbright的教授奖金，和梅贻琦的邀请，到台湾新竹，来帮助清华大学的核子研究工作，那时候看到大家对清大校长梅先生那么尊敬的样子，不免请问当时清大教务长陈可忠先生关于梅先生的伟大处。陈先生说，梅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清大校长，由于清大有庚子赔款退还的大批美金，而多年以来，梅先生仍两袖清风，不贪一文；这不但很了不起，实在是很伟大的人格。当时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心情又沉重，又激动。一个大学校长，不贪污学校的钱，是份内的事，怎可说是伟大的美德？我们的道德基础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道德标准到什么地方了？我感到伤心。
“同样的，对营救柏杨的事，在爱国、在正义、在道德、在友谊的立场来说，凡是稍有人性和良心的人，都会出来说话和抗议。我九年多来的说话和抗议，正如梅校长的不贪污清大钱财一样，是一种本份，实在不值得嘉许，更不要说颂扬了！”
他接着又写道：“我只是做了我本份和良心应该做的，如果社会觉得我的工作超於平常，那是因为社会道德的沉论和堕落，我深感伤心！”
孙观汉的高贵情操，已在这番话中表露无遗。所有关爱柏杨的人都知道，在柏杨陷狱九年多期间，在营救工作上，付出最大代价，他甚至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写信给在狱中的柏杨说：“我真真的希望我能代你坐牢”。在那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他为柏杨奔走伸冤，向国际特赦机构，人权组织，呼吁主持正义，要求美国学术界干预，以发挥影响力，使柏杨能早日获释。
他虽然那么积极的、充满希望的进行着营救柏杨的工作，但他有苦闷、悲伤的时刻。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深夜或微晨，想起柏杨在狱中受苦的情形，想起他此生出狱渺渺无期，常感一阵心酸，黯然泪下，有时甚至一人出声哭泣，伏在写字桌上，不能自制！”
他更改徐于（言旁）写的一首诗来表达他那个时期的心境：
午夜惊醒 苦对残更 书断万里 人杳诏狱 人生百年一梦 此心耿耿如雪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会具有这样浓烈的爱心，为一个素未谋面，只是“景仰”的文学家朋友，作这样大的牺牲、奉献。孙观汉就是这样的一个好老人。他忠於国家，义於朋友，这都是因为他有着一股无私、诚挚、伟大的爱的力量。这股力量塑造了他的爱国的人道主义者的鲜明形象，令那些在亲友遭逢困难时“亲也不亲，友也不友”的懦夫惭愧、汗颜，不敢抬头。
－－我们怎能不为孙观汉大声喝采！柏杨有友如孙观汉，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虽死而无憾了。
五 梁上元和柏杨
梁上元在十几岁的初中时代，就迷上柏杨的作品。她是名门世家的掌上明珠，由于早熟、懂事，而且有一颗比任何人更容易激动的心灵，年纪轻轻的就对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关心和困惑。她不满现状，又无从下手要求改变现状，因而对传统有著强烈的“叛逆”心理。她长在温里却不能无视於温室外多苦多难的世界。
她在文章中说：“温室外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直接的侵扰到我，但却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经常使我震荡。”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接触了柏杨的作品，被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气势所吸引”，而写信和柏杨论交。
她回忆在柏杨陷狱前两年中，他们之间交往情形时，写道“柏杨和我近在咫尺，都住在台北市区，但我们并不常常见面，也很少谈及个人的实际生活。几次聚会，都是极热闹又盛大，往往是他带着娇妻爱女，我带着幽兰、瑾玲二剑客　不是去吃老爷鸡，就是去看○○七情报员电影。在那样的气氛下，很难静下心来深谈。只有一次，我和幽兰、瑾玲路过柏府，他一人在家，我们坐下来随便聊了一些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他谈到沉痛处，突然流下泪来，使我们手足无措，久久不敢讲话。在我们经验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人』会为国家、为社会伤心落泪。”
接着回峰突转，她提及当年惊闻柏杨陷狱的往事：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的〈初出茅炉〉刚刚再版，爸爸妈妈的健康情形也很稳定，台湾大学校园中杜鹃灿烂，我手持着厚厚的书本，来往於壮丽的棕榈大道上，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勃勃生动，欣欣向荣。而三月七日，却突然得到了柏杨入狱的消息。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在平静愉快的生活中，像一个晴天霹雳。对我天真纯洁的爱国热情，更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打击！”
她所钦敬的偶像，在无辜的罪名之下身系囹圄，变故突如其来，怎不教她伤心欲绝，特别是她还是个天真纯洁可爱的孩子，不要使她因此对人生失望。
上元后来在写给孙观汉的信中，表达了她当时的感受。她说：“我们当场痛哭失声。柏杨先生的伟大、细心，可爱……远超过我平时所想像的，任何有情人看到他的留信，都一定会流下眼泪……孙伯伯，您想想我的感受，我是那么那么爱我们的国家啊！”
在另一封给孙观汉的信中，上元又说：“我发觉我所以会对这件事这么痛心，是因为我原本对国家的爱，有着无法协调的固执，当我接受了打击而必须仍然坚持自己的固执时，内心的冲突更难以平息，无限伤心便由是而生。”
写这些信的时侯，上元只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女生。在她这样的金色年华，而且已经实现台湾高级中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来来来，来台大”的初步理想，她所继续追逐的应是“去去去，去美国”的最终目标。可是，她却不然，因为柏杨事件，她忧国忧民　痛心疾首，除“甘冒大不韪”给柏杨探狱送食品，在柏杨移送绿岛之後，她就不断的给远在美国的孙观汉写信，抒发满腔的悲愤情怀。在柏杨陷狱期间，她与孙观汉书信往返，不下数百封，信中谈世界、谈人生、谈国家、谈酱缸文化、谈爱情、谈朋友、谈日常生活琐事，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柏杨和他的冤狱。
一直到柏杨重见天日，她还担心他在绿岛过了那么漫长绝苦的日子，会无法适应睽违已久的现实社会　忧虑他会因为无家可归（柏杨陷狱后，前妻倪明华携女与他仳离）而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愤怒和仇恨心理。而在她看到柏杨在出狱不到两年内出版了小说全集、三部历史巨著、两本杂文集，恢复写《柏杨专栏》，又娶了一位美丽贤淑的女诗人当人生伴侣，“每一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之後，她才如释重负的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也重新拾回了十多年前的理想和热情”。这句话，说明了上元的“人溺己溺，人活己活”的善良心地。事实上，这些年来，她的眼泪并没有白流　她所推崇、敬爱的柏杨，不仅没有在折磨中倒下去，反而在折磨中更坚强的站起来。她可以雀跃欢呼，昭告全世界，正义一定会伸张，好人永远不寂寞。
－－她以有柏杨这样的朋友为荣，柏杨更应该以有她这样的知己，感到无比骄做和自豪。
六 罗祖光和柏杨
论交清之深，十位写〈柏杨和我〉的作者中，罗祖光是最够资格执笔的。他们相交十七年，虽然柏杨在狱中渡过九年多岁月，但在狱前的八年中，他们不仅是同事，而且是来往得很密切的家庭朋友，他最了解柏杨的“河南人的毛驴脾气”。
他在文章一开始时就幽默地说，柏杨是一个“糊涂虫”“可怜虫”。因为只有糊涂、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会成为英雄；而成为英雄就要身陷囹圄，搞到妻离子散，怎不可怜，可是，笔锋一触及严肃的主题，罗祖光笔下的柏杨，一点儿也不含糊。他所认识的柏杨是这样的：
“他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　他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视富贵如敝屣，有人说他很像郁达夫，但他又不是颓废派的人物　柏杨为『情』－－无论是爱情或友情，可以付出最大的牺牲，那是我无法讳言的。在一般人眼光中，他很任性，这是他择善固执的生活方式，这种择善固执使他得罪了很多朋友，和有权势的一些人物，可是他仍旧是要追求他自己所认真的价值生活。他自己不考究吃，不考究穿，为了他所爱的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对于柏杨的家庭生活情况，罗祖光也有很深刻的了解，而且大不以为然。他写道：“我们同事后不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的朋友。我说他不会处理家庭，是根据跟他的家庭往来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日以继夜的写稿，藉以增加收入，尽量支付他妻子的需求，妻子被纵坏了，孩子也被宠坏了，结果仍得不到爱－－他所追求的永恒的爱。柏杨一入狱，他的妻子就抛弃了他。”
也许由于他对柏杨的家庭（特别是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有着以上印象，在柏杨陷狱后，他就没有与柏杨离婚的妻子倪明华来往。他的这种态度，当时颇受一些人非议。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柏家的莫逆之交，有义务照顾柏杨的妻女。他对此却处之泰然，只表明不与倪明华来往，并非明哲保身，而是因为她有她的人士观，那人生观非他所能苟同，所以就任人们去批评了。
罗祖光是柏杨朋友亲人中唯一到过绿岛探狱的，而且是带着柏杨的小女儿佳佳同去。这虽然是出自柏杨的写信要求，但在当时那种客观环境下，到讳莫如深的绿岛去探视像柏杨这样的“政治犯”，尤其是在政治自由指数只达百分之四十二的台湾（美国〔时代周刊〕调查结果），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底或七月初的一天下午，他带着佳佳自台北飞台东，在台东留宿一晚。次日，乘搭一架单引擎单翼小飞机，飞往太平洋上的绿岛。在岛上和柏杨见面的一幕。他有非常动人的记述：
“我看见两个人踽踽的迎面走来，一位是陪伴的军官，一位就是柏杨。柏杨穿着一件白色长袖衬衫，一条没有裤缝的灰色长裤，满头白发，清瞿的身材，一见面，大家都忍不住的淌下眼泪。柏杨一面喊着我的名字，一面叫着佳佳　父女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提到柏杨父女相聚的情景，罗祖光有无限的感慨，也有着“旁观者清”的不同看法。他在文中说：
“说实在的，那两天我们在绿岛，柏杨喋喋不休的，还是想拾回佳佳与他的父女之情。柏杨不时的会说：佳佳，你记不记得小时候骑在我颈子上，我带你去玩滑梯，坐翘翘板？佳佳，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多顽皮，拿剪刀去剪电线？……佳佳硬着头皮，不说一句话，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反抗她没有能够得到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家庭温暖和完全的爱。柏杨就是不懂这些，他以为他一直是和佳佳相依为命，他认为他有勇气活下去，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女儿。”
柏杨对他的女儿的亲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毕竟佳佳已经有八年多没有和他在一起；他被逮捕的时候，佳佳八岁，是最需要父爱和母爱的时刻。在往後八年多的日子中（她和柏杨再度相聚时已是十七岁），她失去父爱，还要承担父母仳离的痛苦。此外，不管是在什么理由之下，倪明华能够在丈夫陷狱之时加以抛弃，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个好母亲，佳佳所能得到的母爱，是可以想像的。在这种“逆境”中成长的佳佳，你能指望她没有仇恨、没有抗拒么？所以，罗祖光在离开绿岛的前夕，一方面鼓励柏杨振作，一方面也劝他对佳佳“不要操之过急”。
探狱一年多以後，柏杨正式获释回台北。罗祖光第一个为柏杨接风洗尘，并安排柏杨住在他家楼下改装过的汽车间。祖光说，这是他的大胆建议，为的是要让柏杨生活冷静，而且汽车间也够宽敞，他也容易就近照顾。一直到柏杨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才搬去香华的旧居。
“岁寒四友”之一的陈丽真，曾经问过柏杨一句话：“假如你再有事的话，先找谁？”柏杨毫不迟疑的回答：“先找祖光。”就凭这一句话，可以知道罗祖光在柏杨心中的份量。而罗祖光正是用这两句对话来结束他的文章，可见他是多么为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踌躇志满。
七 张香华和柏杨
张香华的〈柏杨和我〉，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副题：〈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中的一句，但用在张香华文章里，意境全然不同。不因为什么，只因为作者是柏杨夫人。
我是在去年听到柏杨再做新郎，才第一次知道新娘张香华这个名字　并且知道她是一位诗人。我感到很抱歉，由於她的作品少在我国发表，加上自从诗人余光中写“狼来了！”对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乱扣帽子之後，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憎恶，我就很少读现代诗，所以也就对诗人（特别是台湾诗人）的名字完全陌生了。
在本书十篇〈柏杨和我〉之中，张香华所刻划的柏杨的形象，最为传神，使柏杨的风貌跃然於纸上。诗人的观察力一般都是敏锐、快捷的，她和柏杨从结识、交往、恋爱，以至结婚，都非常“闪电”，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了解柏杨，她只看到柏杨勤奋的一面，就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于是，“两个糊涂蛋跑到一块儿去啦！”（柏杨语）
张香华和柏杨结合，许多的朋友都为她忧虑。她的一位闺中密友姚安莉就警告过她：“关了十年的人，你会遇上一个神经病！”香华自己也承认，打算跟一个刚刚脱离长期监禁的人生活一辈子，应该是有所顾虑的。例如，他的健康如何？他的心理是不是正常？可是，在一次大聚会中，她的朋友们都和柏杨一见如故，不仅接受了他，还非常喜欢他。分手的时候，她们留一句话给香华：“他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你也要好好的待他”。连曾经“听说柏杨恶名昭彰”的姚安莉後来都在自己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有人关在里面，有人关在外面，我是後者，柏杨在那么小的天地里，却能握笔驾驭文思、纵横千古；而我呢？足能至，眼能到的世界，是那么宽广，却由于努力不够，或受小小人言、或人事的困扰，反而将世界缩小了。所以屈服於环境的，反而是在外面的我，不是柏杨！为这点领悟：我落泪，为这点领悟，我上进。”
在张香华眼中，柏杨又是怎样的呢？她写道：
“柏杨给我的印象，随着频繁的接触而逐渐改变。初识时候的风度翩翩，已经慢慢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坚定、硬朗而意志昂扬，之後，他的风貌一直在变，我不断发现他无数个另一面。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复杂而又统一。』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经历险恶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那么倔强－－即或被有些人诟病为『任性』，而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
就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张香华接受了柏杨的爱情，也敞开了她对柏杨的爱。
在张香华写的〈柏杨和我〉一文中，我们也知道了一些柏杨狱中生活实况。原来他经验过“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检取烟屁股，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推进来”，“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士兵的监视下，作规定四十分钟，实则长短不一的户外散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遇到吆喝……”」，
“夜晚，难友们围绕着唱一首沧凉的老歌－－『老黑爵』”……
所有这些，倔强的柏杨都不曾公开提及，在他出狱後写的文章中，更闻不到一点儿他受苦受难的味道，有的只是他对国家的感恩。这种人，你能不为他哭泣，为他叫屈么？
张香华为了纪念柏杨陷狱那段可哀可泣的日子，写过下面这首诗：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有一个岛屿 有一首歌 有一个我爱的人 过去，他曾出现在我梦中 那时，我在海上挣扎 救生艇的木桨折断了 我随处漂泊 找不到岛屿 听不见歌 遇不着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 没有碧水涟漪 只有恶涛巨浪 烈日风沙 青草枯黄 菜蔬焦死 、飞鸟敛迹 窗栏外的白云，凝结成硬块
那时，我爱的人 绕室唱一首老黑爵 他苍凉的歌声 掩没了我的身影 他衰退的视力 不能辨识我的容貌 他不能知道我疲惫的心 因为他比我更疲惫，疲惫於无望 如今，我爱的人 来到我身旁 伸手给我，救找出灾难 使漂泊成为过去 疲惫已如拍落的尘土 他教会我对抗风浪，修补断桨 他教会我观察天候星象 我们用臂弯围成一个避风港 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 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不能忘记那些没有星月的黑夜 只有海潮的哨音，日晒的烙痕 如今，我们纪念那个岛屿 我们怀念那首歌 ”
这是我所读的第一首张香华的诗作。浓郁的爱情带着坚毅的生命力，是那么震憾人心！她所运用的诗的语言，清丽洒脱，朴实无华，没有那些污染中国语文的奇特语法，像“我的伤风有一点忧郁”，“如果老妪的耳朵我去了贞操”（诗人余光中名句）之类；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平铺真叙，没有转弯抹角，虚张声势。感情的洪流，顺着河道奔驰，使土地肥沃，没有泛滥成灾，叫生灵涂炭。
张香华不是一个消极的浪漫主义者，她和柏杨一样，不会有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更不会有廉价的同情心和虚伪的道德观。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造成的一条线，把他们紧系在一起。
近一年多来，柏杨的视觉越来越差，他的眼球内部患上“黄斑部变性”病症，看东西不十分明显，使他常在写稿的时候辍笔长叹，闭目养神。张香华在她的文章里说，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这句话概括了安慰、鼓舞、激励，和相依为命的最大决心。
如果爱情有一个避风港，我要说，柏杨已经为自己的爱情寻找了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婚姻挫折引起的家庭巨变，曾经给柏杨惨痛的打击，在他获释回台北当晚写寄给孙观汉的一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凄凉心境：
“今日踉跄回台北，人物都非两渺茫，去时家园如完瓯，於兹覆巢鸣寒蝉”
如今，这一切都获得补偿　张香华赋予他生命新的意义　和他一起迎接迟来的春天，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他心满意足？让我们为他俩祝福吧。
八 其他。小结
除了以上介绍的四篇〈柏杨和我〉的作者，其他几篇的作者们，也都一致对柏杨推崇备至，对他做了别具匠心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更完整的柏杨的形象。
上元的母亲梁黎剑虹女士叙述她们母女怎样成为“柏迷”，後来怎样在柏杨催促之下，母女先後从事写作。她文中说：“柏老为人，性情豪爽风趣、幽默、不拘小节，为朋友可以卖命，可以赴汤蹈火　像他这样的人，我永不能忘。万一有一天柏老登门借线，我建议你，他要借多少，你就借他多少，绝不会像他自吹的有借无还，我敢保证。”
还在德国的虞和芳，是从台湾到国外留学的，今天也是颇具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她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和柏杨见过面，只有着一份心灵交流的友情。她为柏杨之陷于冤狱，写过不少诗文，并在德国慕尼黑城广泛推介柏杨著作。她说：“柏杨的作品，若以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会举出『爱』字。他所以甘心背黑锅，情愿冒着生命危险，还是喋喋不休的说话，只是希望我们能向上向善。他自己也说过，他何尝不知道『闷』为上策，但是他的话就是忍不住的向外乱冒。这只因他的一番爱心作祟。
为〈柏杨和我〉一书封面题字的史紫忱教授，允文允武，曾经是指挥过十万地下军对日本作战的将军，是柏杨老友之一。他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柏杨的认知基础　把柏杨思想归纳於太极、两仪、三才、四知、五行、六相、七情、八音、九如、十方。他的结论是：“柏杨的思想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是中国文化的。当我们四维（礼义廉耻）的『耻』字被涮之际，当我们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平』字被歪之际，无耻与不平的各种事实，动摇了中国，辱没了中国人，摧毁了中国文化。柏杨杂文所呈显的鞭性，是企图以“耻”来重振礼义廉，以“平”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无耻就是灭绝四维，不平就斩尽八德。从这个角度衡量柏杨，它的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破坏的？还是建设的？历史会给它正确答覆。”
目前在中央研究院研究昆虫和病虫害专家姚安莉，是柏杨夫人张香华的死党。她在文章中生动地叙述张香华和柏杨的恋爱经过，和他们家居生活的趣事，都是确实的“第一手资料”读来趣味盎然。谈到柏杨的写作态度之认真，她说有时在实验室中她都会接到柏杨十万火急的电话，要她查查古罗马神话中发怪问的人面狮身兽的名字。因此，她慨叹地说：“当你看柏杨埋首书桌时，就会发现他那行云无碍、流利如瀑的文章，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写成。那份酝酿发酵，已在他心头盘回良久。下笔时，字字句句，都是锤链之後的心血。当读者展读书文时，可知他多么盼望着读者能体察他的心血且能共呜？”这实在是非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就〈柏杨和我〉主题部份这些文章而论　纯真的人性，真挚的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作者之中，虽然大部份不是职业作家，但他们都能充分掌握圆浑的写作技巧　行文如流水行云，风格清新，语言隽永，丝毫没有雕琢之痕，更没有一点个人捧场文章的味道，实在难能可贵。
在台湾文坛，柏杨一直是位被争论的传奇性作家。反对他的人，都认为他的文章对国家“破坏有馀，建设不足”，而支持他的人，却认为他是基於爱国热忱针砭时弊，对国家爱之深，责之切，就如圣经旧约中说的：“谁爱他的孩子，谁就会严教他的孩子”。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我深信〔柏杨和我〕这本书将能提供最公平、最正确的答案。我郑重向关心柏扬、热衷於研究柏杨思想的我国读者，推介这本书。

也说报道文学

(1989年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南洋商报>联合主办以报道文学为题的讲习班上的讲话)



88年10月8日，南洋商报总编辑张木钦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主讲「文学的新队伍－－报道文学」，在谈到什么是报道文学的时候，他认为这四个字是望文生义的，就是报道加文学 。至于权威定义，则不容易找到。
我可以理解张先生持有这个看法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他的观点。

报道文学的定义

长久以来，东西方新闻业者和学者，基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迥异，对于报道文学这个新的文学体裁，一直各持己见，众说纷纭。他们除了在报道文学的文学性向方面略有共识之外，在整体的组合上，确是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诠译。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有别的文学体裁，虽然具有共同的文学属性，是文学范畴中的新品种，但是在总的结构上，它本身却是属于风貌各异的建筑群。它和传统文学形式的不同处，乃在于它是必须绝对忠于事实的报道式文学作品。在取材方面，它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但在创作上却受到“及时反映”的时间制约。

不同的名称

在名称上，我们惯常看到的，除了报道文学，它又被称为报告文学、新闻文学、文艺化报道，甚至有人称它为传真文学。
报道文学和报告文学，是日本作家川口浩在《德国的新兴文学》一文中引用德文Reportague这个字眼，在三十年代被译成中文“列波尔达知埃”发表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杂志《拓荒者》上，后来由音译而直译，就出现了中文的报道或报告文学这个称谓。川口浩在提到捷克名记者基希的时候曾这么说：「从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他创出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就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即以新闻记者的简洁笔触，将发生的事件依原状留在纸上」。
新闻文学则是从美国文学批评家谢摩尔·格林伍创造的一个英文字Jornalit翻译过来的。它的组合是新闻加文学等于新闻文学。谢摩尔·格林伍认为闻文学是“大多数人的记实文学”。他同时在他的一篇作品《小说之敌》中宣布，由于时代的需要，使他不得不“远离小说”而转投入更直接的传播媒体。但是，他不会放弃小说的技巧，因为他认为小说技巧和新闻写作的根源是不能切断的。
说到文艺化报道，我首先要提一提著名的“新新闻”作家杜鲁曼·卡波提，他以<冷血>一书，名噪西方新闻界和文学界。在一次杂志记者对他的访谈中，他毫不犹豫地肯定：「新闻其实是尚未开发的伟大文艺战线」。这句话所引发的灵感，终于使到汤玛士·伯纳（《聪明笨伯之死》的作者）定下文艺化报道这个名称。他同时说明，所谓文艺化报道，并不是经常出现在报上的“特写”之类，而是独树一帜的另一种文体。
至于传真文学，我是在不久以前，在皇甫河旺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见到。他没有说明出处，只是将它归类于新闻文学。我想，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资讯社会，一切资讯传递都求快求真，将用高速传送具有文学内涵且存真的新闻作品名之以“传真文学”，并无不可。不过，个人认为若改成“写真文学”，或更能引人入胜，也更传神和契合“忠实报道”的原则。问题是，“写真”两字已被时人滥用，“写真文学”恐怕会引人疑窦顿生，以为是裸露文化，那就谬以千里了。

文学特征的认同

知名的中国和港台作家、学者、评论家和报人，如茅盾、阿英、曹聚仁、范长江、萧乾、刘宾雁、张系国、胡菊人、赵滋 蕃、姚朋、皇甫河旺和痖弦等，都写过不少关于报道文学的论著。他们之中，有的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寻找中国报道文学的根；有的在报道文学和纯文学之间，徘徊思索，尝试确立一个客观均衡的定义；有的致力于追求报道文学的真善美，以及探讨如何为它注人性和感性；有的在确定报道文学的教化功能方面，极力强调它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我不想在这里逐段逐句引述他们的文字作进一步阐释。我要说明的一个要点是，不管他们之间对报道文学的看法有多大的分歧，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报道文学的文学性和特征的一致认同。而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作分析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个共同点在东西方新闻学者的考察中是一致的。
<南洋商报>总编辑张木钦在谈到中国报道文学的发韧时，曾经提到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游侠列传>诸篇，也介绍了曹聚仁认为中国报道文学始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说法。这些都足以说明它与古典文学及新文学运动的渊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轨迹中发现文学和新闻最少共存共荣超过四个世纪。李奥纳·戴维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及西欧十六世纪的新闻报道形式，事实上是印出来的通俗叙事诗，它被当成新闻普遍传阅。占士·默菲尔这位对“新新闻”有精辟见解的作家也表示，新闻记者使用文学手法，最少已经有三个世纪以上。我还在一些资料中读到，西方学者中甚至有人认为，写史诗的荷马和以《老人与海》一书传世的海明威，也是在这方面一脉相承的呢！

报道文学的新考验

今天的报道文学，在报业和文学界大力推动之下，已摆脱“养子”的困境，在文学领域中牢牢地扎根成长。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为文艺学术增添异彩，展现一片百花齐放的胜景，十分可喜。应该重视的一点是，这一趋势无可避免地同时使人们对报道文学内涵的要求相应提高，特别是在它表现的文学特征方面。这也可以说是对报道文学的生命力的一种新考验。
触及报道文学的文学性课题的时候，我首先要提一下茅盾在五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关于报告文学》，它一直被现代报道文学作家们奉为经典之作。这篇文章谈到报告文学的性质时这样写道：「“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件事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和报章新闻不同，因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划，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这句话理路分明，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茅盾的观点仍然正确，可以成为报道文学创作指导原则之一。可是，由于后人对他这句话断章取义，把重点放在“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上面，并在创作上倾向小说路线，使人们在理解报道文学的文学性特征时，误人死胡同，除了在真实性方面稍微能够对报道文学和小说加以区分之外，其他方面则两者都混为一体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犯上的错误。
我在前面说过，报道文学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有别。它本身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对其他传统文学形式的因素，也不应该受到它们的约束。一句话说到底，报道文学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特征和个性。

真实性和艺术性的交融

什么是报道文学的文学特征和个性呢？简单的说、就对真实性内容作艺术化的处理。它所要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和人生现象，而且必须作准确的撰写，这也就是它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构成了它的独特性，成为它的文学性特征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脱离真实性，报道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就不可能存在。真实性主宰报道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反过来，文学艺术性又能把真实性推向一个高峰，对读者发生强烈的感染作用。
可是，人们要认识清楚，报道文学绝对不是新闻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一加一那样简单，也不是两片面包涂上牛油果酱的重叠。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交融体、是一个面包；它有自己的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溶汇交流，产生新的体裁和个性。这一个性，可以强化它的生命力，使报道文学这个文学形式不会面对泯灭的危机。

观察力和思考力

作一个概括性的归纳。我认为，报道文学的文学性特征，是表现在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逻辑思考、公平的判断和热爱人类的热情，以及写实风格和生动素描等这几个方面。
运用任何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家，都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思考力。对报道文学作家来说，这些条件尤其不可或缺。他的触觉和视觉，要像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那样，无所不及；他的思维活动，要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富逻辑性。中国著名报道文学作家刘宾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就说明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他迅速捕捉轰动中国的黑龙江贪污案题材，从贪污罪犯王守信这个普通女人身上，追踪到她之所以能够操纵由县、市、省到中央政府一些主要单位，任她予取予舍的背景，把一张被发现腐烂的地毯整张翻起来，暴露了底下的垃圾和蛆虫，深刻揭示了社会内在矛盾的焦点和丑恶的人生现象。在政治现实下，作者几乎因这篇作品而“永不超生”、但是他却赢得世界上数以千万计读者的热烈喝采。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钱钟书、曾经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常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哪副联语，只有他（刘宾雁）当之无愧」。
敏锐的观察力，是报道文学作家探索社会生活真相和矛盾焦点存在的雷达；而灵活的思考力则是报道文学作家在进入生活纵横面之后，在一个新的思想层次进行真理辨识的分离器。

公平和激情

对事物的公平判断，不得扭曲事实，是报道文学作家绝对不可乖离的操守。不过，所谓“公平判断”并不是“中立”。报道文学的功能和它对人类生活的参与，使得作家不能置身于生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别无选择，他必须对所撷取题材（事物）作出明确有理的是非判断。至于是否符合真理和正义，则是对报道文学作家和作品素质的严峻考验了。至于作家热爱人类的激情，可以被解释为作家对特定的社会和人生现象所流露的一种深刻感情，这份感情力量，有时能超越题材和形式，达到激荡人心的境界。中国报道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的“公正是报告文学的精髓，感情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其意义即在此。德国文学家E.E.Kihch要求报道文学作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感情和对人类生活有强烈的企求，以及姚朋（彭歌）所指的“拥有广大的宽谅与同情心”，都是殊途同归的共识。

写实风格和生动描写

说到写实风格与生动素描，难免涉及表现手法和文学语言的应用问题，写实原本就是报告文学的创作局限，但却不能把它发展成为像摄影那样的映象式再现，即使是其他传统文学形式，也不允许这样做。它是一种事物实质和精神面貌的准确反映，并注入作家的主观认识和感情，使客观事实存在具有能动性，扩大其意义的广度和深度。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也求朴素生动和群众化。任何华丽词藻的堆砌和雕琢之痕，都足以使报道文学作品面目全非，而沦为造作乃至虚假的“花哨文学”了。

结论

最后，我引述楼榕娇对报道文学的见解和她所强调的三大要点作为本文的结束。楼榕娇认为，报道文学在新闻上来说，是新闻的文学化；在文学方面，是写实主义扩充到新闻去。她指出三个要点：一、报道文学是新闻资料的文学化，以文学手腕来处理新闻，但不能渗入想像与制造人物。它要不离真与实。二、报道文学作品有时虽不免夸张，但只是一种艺术手法，在不违背真相内容之下，强化文学气氛。三、报道文学受到的新闻时、空限制，较报章即时新闻报道为宽，有时可以加上作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应以帮助读者了解真相为主。楼榕娇的为报道文学提供的即或不是“权威定义”，一般上还是被业者普遍接受的。我的主观看法和他相去不远，但在“加上作者意见”方面有所保留。我认为作者意见属评论范畴，帮助读者了解真相必须拿捏得准，与其冒误导的风险，不如让读者保留本身的判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