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鹿奶粉厉害100倍的大闸蟹

Yale Professor Chan CM, in his lecture at Beida Univ about poisonous eels being sold in China and how widely the local eel farms are using hormones which remain in the human body sometimes for 7-8 yrs.

Prof Chan went on to say that an Environmental Scientist whom he met at Suzhow meeting told him "my relative who owns a bean sprouts farm said that because of the use of hormones, the sprouts normally take 5 days to be ready for sale is now ready in 1 day. Truckloads are sold to Canton and no one in his village will eat the stuff they farmed. "

據媒體報導，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去年在北大演講時，談到毒黃鱔問題 。

他說，當年七月，他到蘇州參加會議用餐時，一位科學院環境研究所知名學者對他說：“你們知道如今的黃鱔為什麼長得這麼快嗎？就是因為飼養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黃鱔，這些激素在人體內七、八年還要發揮作用。”陳志武說，聽到這話之後，嚇得那些與會學者們沒人再敢吃黃鱔了。
陳志武還說，“ 我有一個親戚是賣豆芽的，他對我說：這些豆芽不能吃，用了激素，本來要五天才能長大的豆芽只要一天就長好了。本村人知道這些，都不去買這種豆芽，都是賣給廣州，一卡車一卡車，一夜之間就到了廣州的菜市場。”

Hairy Crabs : Mostly from Jiangsu .. Each year, the crabs became more affordable due to large harvest. They are bred using all kinds of toxins : hormones, antibiotics. From the baby crabs stage, the crabs are fed around 10 types of chemicals. In Fujian , they are worse, they will feed the female crabs with birthcontrol hormones so that the mother crab will be plumb and ready.

不僅黃鱔、豆芽，還有廣東、香港人最愛吃的大閘蟹，也是用激素餵養的。江蘇是中國盛產大閘蟹之地，有600多個蟹場。

香港廣東的大閘蟹，多是從江蘇運來的。香港《壹週刊》去年十月報導說，“香港人喜歡吃大閘蟹，蟹價越來越便宜，幾乎成為市民家常便菜。大閘蟹賣得愈便宜，市民吃得愈凶。”大閘蟹怎麼越賣越便宜，是大豐收嗎？

該刊記者專程到江蘇蟹場採訪，結果發現，那些大閘蟹都是用激素快速養成的。湖裏的大閘蟹一般至少兩年才能長到二兩以上，但江蘇養殖場的大閘蟹，使用激素之後，都是一年蟹，當年下苗，當年養成上市。《壹週刊》的記者把從江蘇蟹場買回來的螃蟹送到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化驗發現，蟹肉裏不僅有激素，還有多種對人體有害的抗菌素。

江蘇使用“高科技”養蟹聞名的“大發水產養殖場”徐場長對香港記者說，“ 從蟹苗到上市，至少要十種藥，例如：氯黴素、土黴素、乙醇、痢特靈、諾氟沙星、恩諾沙星、病毒靈、多西黴素、己烯雌酚等等。”他還謙虛地說，他們比較守本份，福建人更毒，在蟹產卵時喂避孕藥，這樣母蟹不會變瘦，蟹苗更容易長大。說著，這位蟹場負責人撈出兩隻大蟹對記者說：“你看看，多凶，不吃藥哪有這麼凶！”當記者問這麼做不是害人嗎？這位場長直率地說，“現在的魚類、家禽類， 哪一樣不是藥物長大的！”你不這樣做，別人做，你還能做生意嗎？

24 hours after they are fetched, the crabs arrive HK dinner table, but not before they were fed one last time with antibiotics so that they will stay healthy enroute.

If you walk along the small streets in the Crab Farms, you will see many shops selling "Medicine for Crabs"; there are at least 10 different kinds on their "menu".

香港記者在江蘇蟹場看到，“工人將藥物攙入飼料，站在船上撒飼料，有如天女散花。”江蘇的大閘蟹，多數外銷香港、廣東，而且使用飛機運，當晚撈蟹，次日上午就運到香港、深圳，下午就上市，晚上香港人就吃到嘴了。那位徐場長透露，為了防止運輸途中大閘蟹死亡，他們在捕蟹前再喂一次抗菌素。而24小時後，那些抗菌素就經蟹肉到了港人肚子裏。香港記者說，在“大發養殖場”附近路上，隨處可見“蟹藥店”。他們進去一家，賣藥人一下子拿出十多包不同種類的藥物，並告訴記者用法：土黴素每百斤飼料攙500顆、痢特靈每百斤飼料攙8兩、乙醇每百斤飼料攙9兩……

Next Magazin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took 12 Hairy Crabs for lab test. 11 of them have 土黴素. 6 have 氯黴素 All damaging to blood, and esp bad for pregnant women and foetuses.

《壹週刊》記者把從港九、新界、深圳、江蘇四個地方買回的12只大閘蟹，送去化驗，結果發現11個樣本有土黴素，6個樣本有氯黴素。土黴素屬“過時”抗菌素，因副作用太多，很少使用；而氯黴素屬香港違禁物質，因會壓抑骨髓功能，影響人體產生血球和血小板，導致貧血、抵抗力下降和凝血困難問題。孕婦吃了含有土黴素的毒蟹，胎兒的骨質會變灰、變脆。

香港記者在江蘇瞭解到，蟹場附近的女性，很多因吃了帶毒的大閘蟹而有流產症。在“大發蟹場”附近住的周紅梅說，“我生在水邊，吃水產長大，懷上三個孩子都流產了。後來醫生禁止我吃螃蟹，說裏面的藥物會對我不利，我照做了，才有了這個小寶寶。”

If they tell you their crabs are fed by organically (versus Chemically Fed), that means they are fed by decomposing carcases of dead cats, dogs, chicken. The dogs died from first being poisoned, or from diseases. The owner of the crab farm pulled from under a bed a dead carcass, deskin and dehaired it, waving a piece of the leg proudly pronouncing it as "organic feed" These dogs came from a private vendor that kills the dogs by poisonous gases. The dog died from chemical poisoning.

Th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from HK witnessed such display of "organic feeding" when the farmer tossed the dog carcass into the pond. They watched 2 crabs feeding on the decaying carcass.

除了使用激素、抗菌素，江蘇的蟹場還使用死貓、死狗、死家禽等餵養大閘蟹。江蘇“新群蟹場”被稱為“李叔”的負責人的床下就放著兩隻未剝皮的死狗，還有一堆死雞鴨。他說，“一星期放一次，蟹特別喜歡吃爛肉！”香港記者看到蟹塘中浮著一隻剝了皮的死狗，兩隻大閘蟹爬在狗上進食。水面的狗血紅中帶紫，狗頭呲牙咧嘴，樣子很恐怖。但那位“李叔”卻很輕鬆地從他的床下拖出一隻死狗，剝去皮毛，拎著狗腿對記者得意地說：“這是天然飼料，我的蟹營養豐富，從小吃肉，不像別人的蟹從小吃藥！”但這些狗都是走私團夥將路上的狗用劇毒氰化鉀毒死後，拿來出售的，本身就是毒狗。

The Fishery Dept of the govt showed that the most famous YC Lake for Hairy Crabs, at maximum can only produce 13,000 Class 1 Crabs. HK imported 130K crabs all claiming it's from YC Lake.

養蟹的人說，現在大閘蟹飼料有兩種：素和葷。吃素就是喂激素，以及土黴素、氯黴素，金黴素等抗菌素；吃葷就是往蟹塘裏扔死狗、死豬、死雞、死老鼠、死魚、死蝦，這叫 “天然飼料”。江蘇陽澄湖出產的大閘蟹最出名，但據水產部門統計，陽澄湖的一級大閘蟹，每年只產一萬三千隻。但去年香港人吃了一千三百萬隻螃蟹（平均每人吃兩隻），可見大部份都是冒牌貨。江蘇淡水研究所工程師唐天德說，現在全中國除西藏外，都說出售正宗陽澄湖大閘蟹，但八成以上是雜種蟹；是毒蟹。

JiangSu natural water engineer Mr Tong, TK said the the whole of China claims that the hairy crabs they sell are from YC Lake. The only exception being those sold in Tibet , a desert :-P

Turtles, Snakes, all fed by chemicals, as well as birth control hormones.

廣東人、香港人還喜歡吃 烏龜，認為大補。但養殖戶用避孕藥替烏龜增肥，本來五、六年才長大的烏龜，現在一兩年就能上市。香港人和廣東人還喜歡吃蛇，但據深圳《晶報》報導，蛇場為了使蛇在短期內份量加重，也喂避孕藥。深圳、香港市面出售的蛇，體形肥肥大大的都是食藥蛇。

據廣州《南方週末》報導，中國每年生產700噸諾酮類（一種抗菌素），但其中有一半被蟹場、蛇場、烏龜場、黃鱔場等養殖業用掉；再加上其他種類的抗菌素，不知總數有多少噸，最後全部轉到了香港人、廣東人，以至各地中國人的肚子裏，不知慢性殺死了多少國人。誰知道這薩斯病是不是這些毒藥經毒動物再轉化到人體後產生的呢？專家們不是說這種病毒以前只在動物體內產生過嗎。

Toxin fed Crabs, snakes, eels, turtles, all fed for revenue, not forgetting fake milk powder, Fish from fish farms, bean sprouts, fake soya sauce, fake seaweeds, fake eggs ........ Color-enriched tomatoes, melon seeds, grapes...... all massive exploits to milk cash. Why is all that happening in China ?

First: Lack of govt control. To be fair, even if the govt wish to do it, they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sudden market demand as consumers as the surging middle class have a lot more cash nowadays.
2nd : Greed.

3rd and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 This has led to the current problem of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at the cost of morality.

4th: The lack of Family Values (as kids growing up, the only family value bred them is how to make money). The daily mantra is "Study hard to ultimately get rich."

The adults feel that they have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when they were deprived under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when the govt kept what they harvested. While their bank accounts swell, they are morally bankrupt.

這些毒螃蟹、毒蛇、毒黃鱔、毒烏龜等，只是當今中國摻毒食品的巨大冰山一角。在中國人突然有了發財致富的機會、卻又處於一個無法無天的 道德真空 (既無宗教信仰，傳統倫理也全部淪喪）狀態下，那種不顧一切賺錢的欲念，可以誘發出人性中最冷漠、最惡毒、最瘋狂的部份。像往番茄、葡萄等水果上撒藥、塗色以增加鮮亮等，都根本不足一提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食品檢驗制度又遠遠不完善，同時人為的漏洞比大閘蟹還多。例如香港記者曾在江蘇蟹場問那位徐場長，“國家有沒有禁止或者化驗標準？”徐場長毫不忌諱地說，“笑話，你不瞭解國情吧！放藥多少上市測試也沒個准，他高興就放行，不高興，再乾淨也沒用！”

當年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被稱為最勇敢的人。但今天，敢吃中國大閘蟹的人，還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

中美两个父亲给子女的信

徐其耀给儿子的信：为官的原则

2000年10月８日 ，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人民币，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情妇的“日記”等证据，其中还有写給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境界高超，观点鮮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煉，警句迭出，振聋发聩，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來信我已收到，對你在大學裏的表現，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厲。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

把探索真理這類事情讓知識分子去做吧，這是他們的事情。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

2.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

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屬於你自己的，說什麼要根據需要。

3.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

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畢業就去應招公務員走向仕途，那是他從讀書的那天起就沒想研究學問，肯定不學無術。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評注：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名言的今日解讀。）

4. 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5.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

這裏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裏說的做人，就是处理人事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記住，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怪。

6.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

誰迎合了農民誰就會成功。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裏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麼的，這都不過分。

7.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

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分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裏，上級的賞識是升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不可不察。
（評注：自古以來，中國是個熟人社會、關係社會、陋規社會，而不是信用社會、商業社會、法規社會。而現有體制下為這些封建主義的東西，找到了生長的土壤。）

8.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

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但你要知道，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評注：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這就是我們的政治遊戲的潛規則。）

以上這些都是做官的原則。現在要仔細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條做到，你就能一帆風順，如果感覺力不從心，就馬上另外選擇職業吧


奧巴馬給女兒的信：

夢想不受限制 無事不能成就。
總統當選人奧巴馬在即將上任之際，寫了封感性十足的公開信給2個尚未成年的女兒，為這2年來多半時間沒能陪在她們身邊致以歉意，並為自己為何選擇邁向白宮之路做了番解釋。這封信發表在美國大觀雜誌（Parade Magazine）上，全文翻譯如下：

親愛的瑪莉亞和莎夏：

我知道這兩年你們倆隨我一路競選都有過不少樂子，野餐、遊行、逛州博覽會，吃了各種或許我和你媽不該讓你們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們倆和你媽的日子，有時候並不愜意。新來的小狗雖然令你們興奮，卻無法彌補我們不在一起的所有時光。我明白這兩年我錯過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們說說為何我決定帶領我們一家走上這趟旅程。

發掘潛能挑戰自我

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認為生活就該繞著我轉：我如何在這世上得心應手，成功立業，得到我想要的。後來，你們倆進入了我的世界，帶來的種種好奇、淘氣和微笑，總能填滿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間，我為自己譜寫的偉大計劃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我很快便發現，我在你們生命中看到的快樂，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樂。而我也同時體認到，如果我不能確保你們此生能夠擁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實現的一切機會，我自己的生命也沒多大價值。總而言之，我的女兒，這就是我競選總統的原因：我要讓你們倆和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孩子，都能擁有我想要給他們的東西。

我要讓所有兒童都在能夠發掘他們潛能的學校就讀；這些學校要能挑戰他們，激勵他們，並灌輸他們對身處的這個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們有機會上大學，那怕他們的父母並不富有。而且，我要他們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還附帶健康保險的工作，讓他們有時間陪孩子、並且能帶著尊嚴退休的工作。

責任伴隨權利而來

我要大家向發現的極限挑戰，讓你在有生之年能夠看見改善我們生活、使這個行星更乾淨更安全的新科技和發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際界限挑戰，跨越使我們看不到對方長處的種族、地域、性別和宗教藩籬。有時候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戰場或其他危險的地方，然而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要確保師出有名，我們盡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與他人的爭執，也想盡了一切辦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個孩子都明白，這些勇敢的美國人在戰場上捍衛的福祉是無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為這個國家公民的偉大特權之際，重責大任也隨之而來。

這正是我在你們這年紀時，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課，她把獨立宣言開頭幾行念給我聽，告訴我有一些男女為了爭取平等挺身而出遊行抗議，因為他們認為2個世紀前白紙黑字寫下來的這些句子，不應只是空話。

她讓我瞭解到，美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它完美，而是因為我們可以不斷讓它變得更好，而讓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這是我們交給孩子們的責任，每過一代，美國就更接近我們的理想。

具慈悲心 堅持理想

我希望你們倆都願接下這個工作，看到不對的事要想辦法改正，努力幫助別人獲得你們有過的機會。這並非只因國家給了我們一家這麼多，你們也當有所回饋，雖然你們的確有這個義務，而是因為你們對自己負有義務。因為，唯有在把你的馬車套在更大的東西上時，你才會明白自己真正的潛能有多大。

這些是我想要讓你們得到的東西：在一個夢想不受限制、無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長大，長成具慈悲心、堅持理想，能幫忙打造這樣一個世界的女性。我要每個孩子都有和你們一樣的機會，去學習、夢想、成長、發展。這就是我帶領我們一家展開這趟大冒險的原因。

我深以你倆為榮，你們永遠不會知道我有多愛你們，在我們準備一同在白宮開始新生活之際，我沒有一天不為你們的忍耐、沉穩、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愛你們的老爹
2009-01-16 [來源：華爾街日報]



近日瘋傳的兩個官場段子

1 、檢討書

我剛到紀委工作就犯了嚴重錯誤：前天我接到通知說中央電視臺記者要來採訪我市廉政先進典型，領導要我通知幾個好局長來。為了趕快下班，所以我通知各單位時說的比較簡單：“請你們局長明天到紀委來一趟。”

沒想到國土局長接到通知後大小便失禁，心臟病突發，不醒人事。財政局長自首了。交通局長當晚就失蹤，據說已逃往加拿大。工商局長連夜殺死情婦，他以為她出賣了他。衛生局長服毒自殺!
這慘痛的一切都是我工作方法簡單造成的，我痛定思痛，深感內疚，特作檢討！

2 、密碼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被雙規，家中一大保險櫃久不能開。一個識貨的中紀委官員說：此乃聲控鎖，密碼多用八個字。 於是辦案人員召集大家輪流猜試 :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 “芝麻開門，芝麻開門”; “上天保佑，升官發財” ;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 ……但均不靈 !

無奈，押許市長至此。他清清嗓子，用濃重的湖南湘潭話正色道：“清正廉潔，執政為民！”，櫃門果然應聲而開，滿櫃金銀珠寶驚呆眾人 !

听听纳吉先生怎么说吧！

这是纳吉先生接受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访谈的一个节目。
主持人的问题很有水平，纳吉先生生的回答是不是一样有水平呢？
请读者留言告诉我。

APRIL 2 —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satellite news channel Al Jazeera’s interview with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FI: Fauziah Ibrahim

NR: Najib Razak

FI: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NR: My pleasure.

FI: In your outline for the New Economic Model, you emphasised inclusiveness in the plan, for all races. But you’ve also kept 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bumiputeras — which is made up of about 53 per cent Malays and 12 per c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But then you’ve also said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in your pl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from previous. What’s so different?

NR: It’s different because you know we’ve learnt from implementing the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past. We know where the weaknesses are.

FI: What are the weaknesses?

N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you know, we have to change the way we implement it so that it is more attuned with the current market, especially the market expectations – that it should be market friendly. It should be based on merit. It sh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It should also be on needs basis. And, you know, I’ve emphasised that we have to be fair. When we implement affirmative action, it means for the bumiputera and when we say bumiputera it’s not just for the Malays. It must also include the other indigenous people especially in Sabah and Sarawak.

FI: Well, there has been criticism that the way it’s been implemented has been corrupted, has been abused in the past. Would you agree with that?

NR: There’ve been shortcomings, yes. I’m not entire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sults. I think if you look at it across the board a new generation of bumiputeras have emerged. You know, the entire middle class, for example, would not be there if not fo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quite a number of bumiputeras in the corporate field, managing huge enterprises with a great sense of confidence now.

FI: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ome bumiputeras have definitely benefited from the plan itself. But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who sort of say after nearly forty years of affirmative action, why is there still a need for affirmative action for the Malay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NR: It’s because, you know, the goals have not been fully achieved, number one. Number two, in an unbridled capitalistic market economy, without some degree of affirmative action, then you will get this marginalisation to appear once again. And that’s going to be quite catastrophic for our society because our society is predicated on stability. I think stability is a bed rock in terms of where Malaysia has come from. In the past we went through a very painful experience.

FI: Are you talking about racial stability?

NR: I’m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and racial. I mean racial stability is par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at’s so important because if you have, stability benefits all.

FI: Many people have said that the affirmative action has led to a generation of Malays who feel that they are entitled to these special privileges. There are some minority groups who feel sidelined. They feel second classed because of the affirmative action. These are what the critics are say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a need for affirmative action? Why not just make it affirmative action for all races?

NR: Well, when I said that it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a fairer way, I mean if you talk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it should benefit you know 65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right. And then there’s of course the non-bumiputeras and you must have programmes for them as well. And because they are in a market economy, if you give, promot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for example,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naturally the non-bumiputeras will benefit from it. So to say that we have excluded the non-bumiputeras from government policy is entirely wrong.

FI: But there has been some opposition from Malay rights groups who fear that perhaps these special privileges, their rights, may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as well.

NR: No, I didn’t say they’ll be taken away.

FI: Well this is what they fear. This is what they’re saying.

NR: Yeah, I mean it is up to us now to engage them.

FI: This is what PERKASA is saying.

NR: But Perkasa is not so extreme, if you listen to them carefully. They can shout about Malay rights as long as they are not extreme in their views and you know to the extent that we can accommodate Perkasa. And we can accommodate also the non-Malays as well. I do engage the non-Malay groups as well, so as Prime Minster, I’ve always said I’m Prime Minister for all Malaysians.

FI: But Perkasa has said as the group that represents the Malay groups that fear their special privileges may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they have said that you know in the next election, they may not support Umno because of the actions that you may be taking.

NR: No, no, that’s not true. They are by and large supportive of Umno and they believe that Umno is the only vehicle that can really, not only promote Malay interest but really hold this country together. I think Umno is a strong party. Umno is well-established. Umno can deal with the emergence of Perkasa as well as other groups as well.

FI: Prime Minister, we’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a break there. When we come back we’ll have more when we speak with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Stay with 101 East.

FI: Welcome back to 101 East. This week we are talking with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as he completes his first year in office.

Prime Minis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1 Malaysia. What is 1 Malaysia to you?

NR: 1 Malaysia is about a sense that we are together as one people, as one nation. And I’ve said that it is based, it’s predicated on a change of mindset. And a very minimum would be tolerance. In other words, you tolerate one another. You know, the differences, racial differences, religious differences, you tolerate. But that is a basic minimum. Then you go on to the next stage which is to accept it. You know, you accept diversity as something good for the country. That’s the next, the next echelon if you like, in terms of value system, in terms of mindset. And ultimately, the final if you like, will be to celebrate diversity. I mean if you celebrate diversity, means you are entirely comfortable with the notion of a multi racial, multi religious society.

FI: But surely sir, after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Malaysia needs to be thought how to live harmoniously?

NR: Absolutely. The fact…

FI: Why? Why after five decades of independence?

NR: Come on. Come on. Look what happened in Europe. I mean Yugoslavia broke up, okay. You have problems in Northern Ireland. You have extremists even in America. You have modern-day Klu Klux Klan as well in America, okay. There are extremists in any society and including us. And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are some extremists in our society means you need 1 Malaysia.

FI: Well, you also lead a party that champions Malay rights, Malay needs, Malay interests. And you’re also trying to push the agenda of a united Malaysia.

NR: It’s not a zero-sum game.

FI: Do you see the irony of it?

NR: It’s not a zero-sum game. It’s not. It’s a reality. It’s not a zero-sum game because if you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the Malays, it’s not at the exclusion of the non-Malays. I think there’s enough resources for us to help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And I think, I’m confident in fact, you know with the policies based on the spirit and philosophy of 1 Malaysia, that everyone will have a rightful place under the Malaysian sun.

FI: But you can’t get away from the fact that Malaysia runs on race based politics.

NR: Well that’s history. I mean I can’t change history overnight. I have to take it from where it is or where it was when I took over and slowly get Malaysians to be together in this journey to transform Malaysia.

FI: How long will it take before Malaysia can be rid of race based politics? Before someone stops seeing someone as a Malay or an Indian or a Chinese and says they are Malaysian first.

NR: It’s an evolution, it’s a change of mindset. You cannot legislate. You cannot make laws. It’s a change in mindset and I think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for as long as we live in a peaceful harmonious society, 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be a Malay, a Chinese or an Indian but as long as you believe that you are a Malaysian.

FI: Let me then just ask you, are you a Malay first and a Malaysian second?

NR: Well technically, if we talk about the constitution, I am a Malay but I’m comfortable being a Malay in a Malaysian society. And I want us to work towards becoming a truly One Malaysia society. But I’m proud to be a Malay. I’m proud to be a Muslim. But the fact that I’m proud to be a Malay and a Muslim it doesn’t mean I cannot relate to others.

FI: However there is this large group of Malays feel that with you pushing that, their special privileges, that their rights might be trampled upon.

NR: I never said I was going to change the constitution. I never said that. I said that 1 Malaysia is predicat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and the constitution has provision to protect Malay special rights. And those things will be in the constitution.

FI: But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is that statement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is the basis for the social and racial problems that are in Malaysia today. That make the Chinese, the Indians feel sidelined.

NR: No, I think it is the way you implement things. I think if you implement things in a fairer way, you can reach out you know, to the Malays, to the non-Malays as well. Don’t forget, when we implemente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back in the 70s and 80s, and even in the 90s befor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t coincided with the growth rates in Malaysia being at break neck speed, you know 8-9 per cent was the norm in those days. So, New Economic Policy, affirmative action has never really hampered the growth of Malaysia into a modern economy.

FI: There are critics who have accused Umno of becoming arrogant, self-indulgent after over 50 years of being in power and that Umno has lost touch with the ground sentiment. Take for example the last elections; Umno did lose a lot of seats in those elections. Umno has also lost the last 8 out of 10 by-elections as well. Is Umno still relevant in Malaysia?

NR: Of course, I truly believe so. We did badly, ok, to some extent that’s true. But it’s a party that’s been in power for so long so the challenge is for us to present Umno as a progressive, dynamic party and not for us to be in this kind of a syndrome that we’re too complacent or we feel that whatever we do, we’re going to get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I keep on telling people that if we don’t change, we’ll be changed by the people. I’m very frank and I admit we have shortcomings because otherwise we wouldn’t have done badly. Bu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eople would love to have the kind of majority we have in parliament.

FI: I want to go back to talk about the NEM which you are trying to implement to try and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in Malaysia, to make Malaysia a more globally competitive economy. But many financial analysts have been rather lukewarm in their response to your recent outline. And they are actually pointing to more deep-seated problems like a perceived lack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country, a seemingly growing rise i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y also point to the fact that Malaysia has slid down the corruption index last year. In 2008 you were at 47. In 2009, you find yourself at 56. How do change these perceptions?

NR: Metaphorically, I’ve described this like a façade of a house. You have the roof which is the overarching philosophy of 1 Malaysi — people first, performance now. Then you have the two pillars. One is the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another on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And you have the floor which is the tenth and eleventh Malaysian plans. So the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is designed to address. And one of the issues is corruption, to reduce corruption and reduce the crime rate in Malaysia, plus the other six, altogether six key result areas. So we’ve recognized it and this is work in progress. It’s too early. It is work in progress but I’m generally quite happy with the progress thus far.

FI: While you’re implementing the NEM to try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ors and to try to boost their confidence in Malaysia, the world is also watching very closely the trial of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How do you think this trial is affecting Malaysia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NR: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gainst Anwar Ibrahim. This is not a political trial. It’s about a young, well not intern but a young officer chosen by him in his office, a 22 year-old man who feel very aggrieved, made a police report against his employer. And that was the genesis of the present case.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government. If that person did not make a police report, there’d be no case against Anwar Ibrahim.

FI: You can’t get away from the fact that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Anwar Ibrahim is going to court. And it seems like…

NR: I know. It should not be compared.

FI: It is being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case.

NR: I mean it shouldn’t because this is the message we’re telling. It’s got… it’s not the same as the first trial. This is an individual in his own office, appointed by him, who has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he has been made to do certain things that he found totally unacceptable, made the police report and investigation was launched. And as you know under the law, whether it is Saiful or whether it is Anwar Ibrahim, everybody has the same right under the law.

FI: Do you think the first case was political?

NR: I don’t think it was political, the first case. But there was maybe lack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if you like. And I think this case, I wouldn’t like to comment on it because it would be considered sub-judice but we want it to be a fair process. We want it to be transparent and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knows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going to be judged. International is one thing but the people in Malaysia will judge us and we realise that.

FI: You come from political aristocracy. What do you think your legacy will be?

NR: I haven’t gone that far yet to think. I don’t think I want 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What I’d like to do is get on with the 4 pillars I mentioned as part of our main agenda of the government and let the people judge me in time to come.

FI: Prime Minist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NR: Thank you.

哈佛图书馆的二十条训言

任何人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付出和汗水。

美国哈佛大学老师经常给学生们这样的告诫：如果你想在进入社会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并且得到应有的评价，那麽你在哈佛的学习期间，就没有晒太阳的时间。

作为闻名于世的学府，哈佛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他们中有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位美国总统以及各行各业的职业精英。究竟是什麽使哈佛成为精英的摇篮？哈佛学子接受了什麽样的精神和理念？这些问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去探求答案。

那你就往下看吧，答案就在底下。

哈佛图书馆的二十条训言：

1. This moment will nap, you will have a dream; But this moment study,you will interpret a dream.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2. I leave uncultivated today, was precisely yesterday perishes tomorrow which person of the body implored.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3. Thought is already is late, exactly is the earliest time.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4. Not matter of the today will drag tomorrow.

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5. Time the study pain is temporary, has not learned the pain islife-long.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6. Studies this matter, lacks the time, but is lacks diligently.

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

7. Perhaps happiness does not arrange the position, but succeeds must arrange the position.

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

8. The study certainly is not the life complete. But, since continually life part of-studies also is unable to conquer, what butalso can make?

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麽呢？

9. Please enjoy the pain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10.only has compared to the others early, diligently diligently, canfeel the successful taste.

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11.Nobody can casually succeed, it comes from the thoroughself-control and the will.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12.The time is passing.

时间在流逝。

13.Now drips the saliva, will become tomorrow the tear.

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14.The dog equally study, the gentleman equally plays.

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15.Today does not walk, will have to run tomorrow.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16.The investment future person will be, will be loyal to the realityperson.

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17.The education level represents the income.

教育程度代表收入。

18.one day, has not been able again to come.

一天过完，不会再来。

19.Even if the present, the match does not stop changes the page

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

20.Has not been difficult, then does not have attains'

没有艰辛，便无所得.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哈佛老师经常给学生这样的告诫：如果你想在进入社会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并且得到应有的评价，那麽你在哈佛的学习期间，就没有晒太阳的时间。在哈佛广为流传的一句格言是“忙完秋收忙秋种，学习，学习，再学习。”

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利用时间抓紧学习，而不是将所有的业馀时间都用来打瞌睡。

有的人会这样说：“我只是在业馀时间打盹而已，业馀时间干吗把自己弄得那麽紧张？”爱因斯坦就曾提出：“人的差异在于业馀时间。”我的一位在哈佛任教的朋友也告诉我说，只要知道一个青年怎样度过他的业馀时间，就能预言出这个青年的前程怎样。

20世纪初，在数学界有这样一道难题，那就是2的76次方减去1的结果是不是人们所猜想的质数。很多科学家都在努力地攻克这一数学难关，但结果并不如愿。1903年，在纽约的数学学会上，一位叫做科尔的科学家通过令人信服的运算论证，成功地证明了这道难题。

人们在惊诧和赞许之余，向科尔问道：“您论证这个课题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科尔回答：“3年内的全部星期天。”

同样，加拿大医学教育家奥斯勒也是利用业馀时间作出成就的典范。奥斯勒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研究了第三种血细胞。他为了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读书，规定自己在睡觉之前必须读15分钟的书。不管忙碌到多晚，都坚持这一习惯不改变。这个习惯他整整坚持了半个世纪，共读了1000多本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天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闻名于世的约翰霍普金斯学院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讲座教授、被英国国王册封为爵士的威廉·奥斯勒在年轻时，也曾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一次，他在读书时看到了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煳的事，而是做手边清楚的事。”

对此，哈佛提醒学生说“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天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明天再美好，也不如抓住眼下的今天多做点实事。

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的发明家、科学家本杰明·佛兰克林有一次接到一个年轻人的求教电话，并与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年轻人如约而至时，本杰明的房门大敞着，而眼前的房子里却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年轻人很是意外。

没等他开口，本杰明就招呼道：“你看我这房间，太不整洁了，请你在门外等候一分钟，我收拾一下，你再进来吧。”然后本杰明就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本杰明就又打开了房门，热情地把年轻人让进客厅。这时，年轻人的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景象───房间内的一切已变得井然有序，而且有两杯倒好的红酒，在澹澹的香气里漾着微波。

年轻人在诧异中，还没有把满腹的有关人生和事业的疑难问题向本杰明讲出来，本杰明就非常客气地说道：“乾杯！你可以走了。”

手持酒杯的年轻人一下子愣住了，带着一丝尴尬和遗憾说：“我还没向您请教呢……”

“这些……难道还不够吗？”本杰明一边微笑一边扫视着自己的房间说，“你进来又有一分钟了。”

“一分钟……”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懂了，您让我明白用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改变许多事情的深刻道理。”

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就珍惜了所拥有的今天。哈佛的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一种人生哲学，那就是人生要以珍惜的态度把握时间，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做起。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安曼曾经是纽约港务局的工程师，工作多年后按规定退休。开始的时候，他很是失落。但他很快就高兴起来，因为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他想创办一家自己的工程公司，要把办公楼开到全球各个角落。

安曼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着自己的计画，设计的建筑遍佈世界各地。在退休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实践着自己在工作中没有机会尝试的大胆和新奇的设计，不停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经典：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机场，华盛顿杜勒斯机场，伊朗高速公路系统，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中心建筑群……这些作品被当作大学建筑系和工程系教科书上常用的范例，也是安曼伟大梦想的见证。86岁的时候，他完成最后一个作品───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体公路桥───纽约韦拉扎诺海峡桥。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愿意开始，认清目标，打定主意去做一件事，永远不会嫌晚。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在哈佛，教授们会时常提醒学生们要做好时间管理，并列举如下事例：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杜邦公司的总裁格劳福特·格林瓦特，每天挤出一小时来研究蜂鸟，并用专门的设备给蜂鸟拍照。权威人士把他写的关于蜂鸟的书称为自然历史丛书中的杰出作品。

休格·布莱克在进入美国议会前，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他从百忙中每天挤出一小时到国会图书馆去博览群书，包括政治、历史、哲学、诗歌等方面的书，数年如一日，就是在议会工作最忙的日子里也从未间断过。后来他成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一位名叫尼古拉的希腊籍电梯维修工，对现代科学很感兴趣，他每天下班后到晚饭前，总要花一小时时间来攻读核子物理学方面的书籍。随着知识的积累，一个念头跃入他的脑海。1948年，他提出了建立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的计画。这种加速器比当时其他类型的加速器造价便宜而且更强有力。他把计画递交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做试验，又再经改进，这台加速器为美国节省了7000万美元。尼古拉得到了1万美元的奖励，还被聘请到加州大学放射实验室工作。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停步不前，但有人却在拼命赶路。也许当你站立的时候，他还在你的后面向前追赶，但当你再一回望时，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因为，他已经跑到你的前面了，现在需要你来追赶他了。所以，你不能停步，你要不断向前，不断超越。

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我们说要珍惜时间，努力为实现理想而打拼，但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不要一味地拼命，也要有适度的休息和放鬆。对此，哈佛有个很贴切的说法，叫做“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话虽略显粗俗，但揭示的道理却很深刻。

在哈佛，虽然学习强度很大，学生们承受着很大的学习压力，但他们也不提倡学生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他们认为，学要尽力，玩也不能忽视。哈佛的学生也说，哈佛的课馀生活要胜过正规学习。而哈佛也意识到适度的课外活动不但不会背离教育使命，而且还会给教育使命以支持。因此，他们提出要像“绅士一样地玩”。

在哈佛，学生们除了紧张地学习，还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多种艺术活动，比如音乐会、戏剧演出、舞蹈表演及各种艺术展览等，此外，哈佛每年还会举办艺术节，以活跃学生的业馀生活。这些充满着浓厚艺术氛围的活动不仅让学生接受了艺术教育和薰陶，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哈佛的理念就是要求你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后，能够暂时地完全忘记它们，像投入工作那样投入玩耍，尽情地放鬆。的确，在你尽心休閒的时候，所得到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会为你下一阶段的奋斗增添无穷的动力。所以，在前进的路上，你不仅要勤奋努力，更要学会放鬆。

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成功与安逸是不可兼得的，选择了其一，就必定放弃了另一结局。正像哈佛所提醒的那样：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今天不努力，明天必定遭罪。

我的邻居查理斯曾经在哈佛度过4年的大学时光，他现在就职于纽约的一家软体公司，做他最擅长的行政管理工作。不久前，他的公司被一家法国公司兼併了。在兼併合同签订的当天，公司的新总裁宣佈：“我们不会随意裁员，但如果你的法语太差，导致无法和其他员工交流，那麽，不管是多高职位的人，我们都不得不请你离开。这个週末我们将进行一次法语考试，只有考试及格的人才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散会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拥向了图书馆，他们这时才意识到要赶快补习法语了。只有查理斯像平常一样直接回家了，同事们都认为他已经准备放弃这份工作了，毕竟，哈佛的学习背景和公司管理层的工作经验会帮助他轻而易举地找到另一份不错的工作。

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考试结果出来后，这个在大家眼中没有希望的人却考了最高分。原来，查理斯在毕业后来到这家公司后，他在工作中发现与法国人打交道的机会特别多，不会法语会使自己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他很早就开始自学法语了。他利用可利用的一切时间，每天坚持学习，最终学有所获。

在哈佛，你从来看不到学生在偷懒，在消磨时间。当若干年后回想起曾经的梦想时，希望带给你的是无尽的欣慰笑容，而不是因蹉跎而流下的悔恨泪水。

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作为世界知名的学府，哈佛十分强调要有长远眼光，为未来投资。要投资未来，就要定好未来的投资方向，也就是要及早地设定人生目标。没有目标，就谈不到发展，更谈不上成功。

哈佛大学曾进行过这样一项跟踪调查，物件是一群在智力、学历和环境等方面条件差不多的年轻人。调查结果发现：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煳；10%的人有着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其馀3%的人有着清晰而长远的目标.

以后的岁月，他们行进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25年后，哈佛再次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3%的人，在25年间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几乎都成为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行业领袖和社会精英；10%的人，他们的短期目标不断地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60%的人，他们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都没有什麽特别成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剩下27%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很不如意，并且常常在抱怨他人，抱怨社会，当然，也抱怨自己。

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25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已经知道自己最想要做的是什麽，而另一些人则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这个调查生动地说明了明确生活目标对于人生成功的重要意义。

美丽的女孩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帖子，在欧洲旅次上网时看到的，拍案叫绝！
转贴在客栈和一心想嫁给高收入男人的年轻美女们分享。
　

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在美国一家大型网上论坛金融版上发表了这样一个问题帖：

我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我下面要说的都是心裡话。本人25岁，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惊艳的漂亮，谈吐文雅，有品位，想嫁给年薪 50万美元的人。你也许会说我贪心，但在纽约年薪100万才算是中产，本人的要求其实不高。

这个版上有没有年薪超过 50万的人？
你们都结婚了吗？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你们这样的有钱人？
我约会过的人中，最有钱的年薪 25万，这似乎是我的上限。
要住进纽约中央公园以西的高尚住宅区，年薪25万远远不够。
我是来诚心诚意请教的。有几个具体的问题：

一、有钱的单身汉一般都在哪里消磨时光？　(请列出酒吧、饭店、健身房的名字和详细地址。)
二、我应该把目标定在哪个年龄段？
三、为什么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相貌平平？
我见过有些女孩，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但她们却能嫁入豪门。
而单身酒吧里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却永远运气不佳 ？？？？？
四、你们怎么决定谁能做妻子，谁只能做女朋友？　
(备注： 我现在的目标是要结婚。)”

——波尔斯女士

下面是一个华尔街金融家的回帖：
　　
“亲爱的波尔斯：我怀著极大的兴趣看完了贵帖，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类似的疑问。让我以一个投资专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做一分析。我年薪超过50万美元，符合你的择偶标準，所以请相信我并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
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堪忧。 　　

用华尔街术语说：

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价，跟你交往属於“交易仓位价”定位(trading position)，
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 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

年薪能超过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

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
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傻瓜的胜算要大机会要高。
　
希望我的回帖能对你有帮助。

P.S. 如果你对“租赁”感兴趣，请跟我联繫。 ”

——罗波．坎贝尔（J·P·摩根银行多种产业高级投资顾问）

潘永强的精彩评论文章

这是我所敬重的年轻政治学者潘永强博士，针对霹雳州非法夺权事件撰写的评论，发表于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我只能用“真知灼见，独具只眼”这八个字来说明我读后的感想。

这几天，读到有关的评论文章不少，不辨菽麦和流于情绪化者多，理路分明论证有据者少，能如潘文之论述精确和鞭辟入里者，难得一见。

我大力向读者荐读这篇掷地有声的精彩文章，同时希望各路网友广为推介。

<一场“苏丹政变”>

霹雳州王储在二月三日庆祝霹雳苏丹登基25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词，他指出王室必须维持中立，同时声称尽管统治者是住在高墙之内，但不会妨碍他们对社会民情的掌握。

反讽的是，短短几天之后的二月六日下午，由于霹雳州苏丹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民极难接受的决定，导致数千人游行到江沙皇宫前示威，而且根据报导，还有示威者向霹雳州王储的座车喝倒采。

众多民联支持者在最后一晚涌向霹雳州务大臣官邸的高墙之内，向执政仅十个月的尼查州政府致意，但隔日另有数千愤怒群众奔赴皇宫，在高墙以外，向正在里头进行着的新任大臣宣誓仪式呛声抗议。

墙内墙外，两种风景，对向来颇受尊重的霹雳苏丹及其王储而言，都是极为尴尬、耻辱和不体面的经验。

霹雳苏丹决策加剧宪政危机

局面演变如此，与霹雳苏丹的争议性决定绝对有关。巫统策动的跳槽事件，意图重夺霹州政权，此举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实乃权力政治常态，本无值得非议之处，除非夺权涉及丑恶交易。

可是，人在高墙之内的苏丹，却在处理过程中加剧了宪政危机，严重毁损了君主立宪的宪政规范，对正处民主转型阶段的大马政治而言，极可能铸成历史性的伤害。有人把这次纳吉操盘下的霹州变天形容为一场政变，其实不够精确，这其实也是一场“苏丹政变”，政权是在皇宫内转移的。

掌权者发动自为政变的案例

政变原指透过不合宪政规范和正当合理的手段来取得政权。掌权者可以发动自为政变（self-coup），实不罕见。上世纪九十年代秘鲁总统藤森就曾经发动一场“总统政变”，毁损自已不能控制的国会，以达扩张政治权力的意图，俄罗斯在耶尔钦时期，也曾经发生过坦克炮轰国会的总统政变。

在这里，我们无意指称霹雳苏丹在处理政治危机时，有扩大皇权之动机，但它造成的实质结果，则是苏丹以极度不符我国宪政体制和宪政运作规范的方式，以一人之意变更政权，而凌驾民意。这过程既有违程序正义，也制造宪政危机，并且剥夺选民重新做出裁决的机会，以及打击国人对君主立宪的信心和尊重。

立宪君主奉持不干政原则

事实上，按议会民主和君主立宪的宪政运作规范，以及霹雳州宪法精神，当民选的民联政府面对议员跳槽而致州政权不稳，州务大臣其实有多个选项，一是如果觉得大势已去，可以宣布辞职下野，二是请求苏丹解散州议会，重新改选，三是召开州议会，寻求信任投票支持，四是展开政治运作，挽回议会多数的支持。

通常，在成功的君主立宪运作经验中，世袭统治者必须超越政治，不介入现实的政治操作，只扮演国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一般上，在政治理性和风险评估下，民选政府只有万不得己才会选择提前解散，立宪君主在不干政的原则下，很少会拒绝解散的请求，坐视政治危机蔓延下去。

拒绝大臣解散要求扩大僵局

但是在这次霹雳政局危机中，深具法学素养的霹雳苏丹，却一连做出三个非比寻常、不合宪政惯例的动作，不只无助于危机化解，反而激化野朝对立，甚至令民怨逐渐把矛盾指向皇宫。

首先，苏丹在没有合理的理由下，竟然拒绝州务大臣的解散要求，扩大现有的政治僵局，使内阁制下经由议会解散化解政治危机的宪政机制，完全无法启动。

但是，更使宪政学者（而非一般不谙宪政理论的法律人士）觉得难以理解的是，苏丹在做出不同意解散的决定后，其动作还没有停止，反而在二月五日发出的皇宫文告中，竟然谕令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总辞，并且立即生效。此举在客观上马上造成了妨碍政治运作的干扰效应，还限制政治精英的选项和策略。

苏丹裁量权应限同意或不同意

在君主立宪的精神下，统治者面对解散议会的要求时，其裁量权只限于同意或不同意，而不是介入背后的现实政治运作。霹雳苏丹在文告中下令州务大臣辞职，就是一种超越宪政规范的不合理举动。通常，苏丹在做出解散同意与否的决定后，他化解危机的角色就已经告一段落，其余的发展就留待政治人物进行党政运作。

如果议会解散，就意味着重新改选，这个过程没有苏丹可介入的角色，要是不同意解散，也得交由民选政治精英展开政治角力，这时政治精英可以选择的方案，包括维持少数政府、协商大联合政府，或是发动不信任投票。也就是说，政权的延续或变更，必须回归政治运作，完全不应由苏丹越俎代庖。

要求总辞的做法让人错愕

可是，这回我们不只看到霹雳苏丹越俎代庖地下令民联政府的尼查辞职，苏丹的第三个令人错愕的动作，就是在文告中进一步“先发制人”，宣称如果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拒绝总辞，将视同“悬空”。此举不只压缩政治精英们的党政运作空间，也隐然衬托出皇宫的偏差、好恶与不中立。

但更为怪异和突兀的是，苏丹还一一召开四位跳槽议员，征询他们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可是争取议员支持的工作，应该是留给政治领袖去运作协商，甚至进行朝野交易，岂是由苏丹出马，取代政党精英的游说过程。

化解政治僵局的宪政运作，除了依据宪法条件外，也要考虑宪政的规范与惯例，尤其不得对笼统、抽象、简略的宪法文本作狭隘、技术性和语义式的诠译，因为宪政体制的运作与政治僵局的化解，尚要考虑到政治现实、国家利益、社会民意，以及传统惯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数百年来就是仰赖惯例、传统、经验、规范，以及宪政学理的滋养，而成世界典范。

王室介入政治的发展可忧


然则，霹雳州王室在这次政治危机中的积极介入、强势参与的姿态，却是严重压缩和排除民意的表达，阻断了宪政体制中化解危机的既有设计，也干扰了党政运作的空间。当各报纷纷刊登苏丹召见许月凤的照片时，王室高度介入政治过程的印象，就令人难以抹去，如果霹州苏丹有意以此确立宪政前例，那么这种发展就不得不令人担心。

事实上，在英国君主立宪数百年的经验下，世袭统治者的权力只有缩减的趋势，只是我国独立后行宪经验尚短，还没有足够的案例和传统，才令到各界对苏丹的裁量权有宽松不一的诠释。可是，在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中，宪法保留给苏丹的权力是固定的，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不能因为个别不同的解读就产生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得进一步指出，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并非没有“反跳槽”的机制设计，反而，要是有任何议员跳槽，或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而致政府面临垮台之虞，只要启动宪法上的解散议会之程序，即可达到反制跳槽、重新寻求民意，以及保障程序正义等效果。

宫廷决策否定民主参与的机会

易言之，现行宪政体制在运作上的灵活特性，其实已可以起到“反跳槽”的作用，同时也具备了“反跳槽”的相关机件与设计。相反的，如果王室不依宪政常理来处理政治危机，而试图另辟途径，不只将对政党政治的运作产生诸多扭曲的后果，还可能制造更多的混乱与危局。

这一回，在议会和民意程序还没有走完之前，苏丹在宫廷内就决定了政权的变更，广大选民要求重新改选的意愿无法落实，这不只否决人民追求民主参与的机会，也挫伤国阵政权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此刻苏丹的姿势和身影，犹如回到以前扮演过的法官角色，先是召见各人收录供词，然后作一仲裁。但一位立宪君主最重要的是行宪与护宪，不是做出裁决和评断，而是避免社会卷入更激烈的分歧，否则，世袭统治者在此役中遭遇的非议与质疑，会远比夺权的巫统来得严重与受伤。

此恨绵绵

栈主大力推荐



一月 11, 2009 by 玉云


(前文请看：<<哈丽之死>> — 发表于2009年1月3日）

“1993年8月21日，我的生命刚刚开始。那一天，我发现了人间最美妙的事，感受到如何毫无保留地去深爱一个人，也获得了她无止境的爱。

2000年1月2日，我的生命结束了。那一天，我深爱的那个人死了。

我的人生注定要和哈丽相逢。她是我生命的真谛。

在这一场劫难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我还有拉菲，他是我的宝贝、我挚爱的朋友和同伴。他是哈丽给我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他是我仍然活着的唯一理由。

拉菲这一辈子将没有机会认识他的妈妈。但是我祈祷，他会保存对她的怀念。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所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就是哈丽。

过去几年来，我只能勉强地走在人生的正轨上。失去哈丽，叫我悲痛；她离奇的去世，令我惊惶；深深的寂寞笼罩着我。”

马丁杰克 （Martin Jacques) - - 天堂乐 – 2002 年11月28日刊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马丁和哈丽 (Harinder Veriah)，两人相差21岁。但是，年龄、肤色、生活背景的差异，阻挡不了两人的爱恋。马丁是生活优渥的英国白人，哈丽是骄阳下生活刻苦的印度女子，刁曼岛的相逢，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1998年秋，哈丽、马丁和拉菲踏上了东方之旅。

他们在香港定居，过着幸福的三人生活。

马丁以为，香港将是哈丽的舞台，因为，哈丽人生的前26年，都是在马来西亚度过的。那是她所熟悉的东方，那是她的地盘。哈丽会说广东话，在香港，她应该感到如鱼得水才是。

可是，渐渐的，马丁才发现他错了。

哈丽深棕色的肌肤，使她在香港处处遭到歧视。

然而，哈丽从不轻易抱怨。她在刻苦的环境中长大，习惯了独立、坚强，从马来西亚到英国，再到香港，她努力地拥抱生活，即使在香港有大大小小的委屈，也经常默默承受。

马丁说，哈丽只曾提过有四次遭到种族歧视，但是，马丁知道，还有更多，她只是选择不说而已。

哈丽所受的歧视，不是隐含的，是扑面而来的那种。

有一次，在和朋友们吃饭时，话题转到了种族歧视。有个朋友问她，除了在工作上碰到了一小撮人的种族歧视之外，在其他方面呢？

哈丽说：“到处都是。”

“哈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马丁追问。

“我到店里去，没人理睬我。在饭店里，别人对我态度粗暴。走在街上，有的人会喃喃地用广东话来骂我，叫我 ‘黑豆屎’”

哈丽的遭遇，第一次张开了马丁的眼睛。他不再用白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他开始努力地用受歧视者的眼光，来感受香港。

“作为一个白人，这样的恶意对待，我是完全免疫的。我无法感受到哈丽精神上的痛苦。”

“在种族的等级制度上，我处于最上层，哈丽处在最下层。”

马丁开始为哈丽担心。

“过去，只要我们在一起外出，哈丽都会受到礼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在她身边，我是白人，抬高了她的身份。”

如果马丁不在她身边，她所受到的歧视，是马丁无法想象的。

哈丽从小就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中长大，对中华文化感到亲切和了解，又会说广东话，却在香港处处遭到歧视。这使马丁开始深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汉民族）的种族歧视。

他说，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早已存在，却向来没有公开探讨。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存有歧视，但是，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基本上和白人的种族歧视有微妙的不同处。

“那是中国人基本上对中国文明的优越感所造成的。”

2005年4月16日，马丁在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心态” （The Middle Kingdom Mentality）。他认为，中国文化里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中国人对自身的种族歧视现象向来保持否定，而白人根本无视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除非是在谈论到新疆或西藏问题时，才会提到种族问题。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将近150年，汉民族对肤色较深的其他种族的歧视，过去完全无人谈论。

马丁说，英国也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但是，数十年来，英国也有一股很强大的反种族歧视的势力。英国有种族歧视的法案，对于是与非的界限，相当清楚。

他认为香港则普遍否认自身的种族歧视现象。这只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种族歧视的问题缺乏自省。

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孤立，除了在东亚地区以外，中国的种族歧视对世界没有带来太大的冲击。但是，由于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力增加，这个情况肯定会改变。

马丁认为，过去四百年来，白人的种族歧视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会越来越熟悉，不只是种族歧视问题而已。”

“种族歧视是中国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哈丽临终前，在医院病床上吐出的心声，是驱动马丁寻找妻子死因的动力。哈丽在香港癫痫发作入院，短短的三十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人间。

她说：“我压在这里最低层。我是印度人。这里其他的都是中国人。”

哈丽之死，是不是种族歧视造成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哈丽在香港生活的短短一年多里，的确承受了很多人都熟悉但却宁可保持缄默的歧视现象。

哈丽之死，打开了一个中国人的禁忌，让种族歧视成了台面上的话题。

马丁在写给我的电邮上说：

“我深爱着哈丽。这个打击，我知道我一辈子也承受不了。她正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她的死，占据了我的生命、我的思绪 – 这永远没有终结，永远都不会。我这一生将永远无法从失去哈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我所能做的，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更好的调试自己，来接受她的死亡。

哈丽在香港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也是一大耻辱。我只是尽力地让全世界都听到哈丽所说的话，感受她精神上的痛苦，分担那份耻辱，让世界能够表达良知和怜悯。 ”

哈丽之死

母子俩惊惧的目光是聚焦在无常命运之神身上么？
天妒的完美
黄花绿叶映红颜 邻家黑珍珠女孩的灿烂笑容
这是得自父亲加朗星的微笑思考神情
此情已成追忆


(Harinder Veriah Trust Video)

GH上个星期从英国来信问我关于Karam Singh的事，我感到十分诧异。
因为忙着，还没来得及复她问个究竟，就在她的博客《英国琐记》http://janetwilliams.wordpress.com/中读到一篇关于加朗星已故女儿哈丽的文章。

加朗星律师是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战士，马来亚人民党的优秀党员。
在那个战斗的年代，他经常单枪匹马在全国城市和园丘奔走，组织城市和园丘工人加入斗争队伍。

他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多年，被释放后曾前往印度，在印度参与人权运动，发动印度警察大罢工，结果被印度政府逮捕下狱，之后遣返马来西亚。

身为当时的国会议员，他拥有两张长期免费乘搭火车头等车厢的证件，其中一张是给妻子或授权人士使用的，他的这张附加证件一直留在社阵总部，签署好空白的授权书，以备干部党员有任务出门时使用。我在全国走动参加党会议或群众大会时，就多次使用他或另一名社阵国会议员林建寿的证件。有一次在去居銮的火车上和他相遇，正好同个车厢而且两个卧房相连，我们把活隔板打开，就是双人房了。

那一晚我们彻夜不眠，从吉隆坡一路聊到居銮站。劳工党和人民党的内部矛盾是主要话题，后来的演变，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和我当时的无知。

他心系群众，个性却倾向于孤单，不拘言笑，生活中烟酒不离，我行我素。但对于理念的坚持，直到他离开人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印度回来之后，人民党在反动政府打压下，正走入低潮，他和党的联系没有以前的密切，不过在法律事务上他一直为穷人仗义执言，经常为受冤屈的穷苦当事人免费打官司，以至自己在物质生活上潦倒一生。



哈丽之死 一月 3, 2009 by 玉云

我经常会想起哈丽。
九年前的今天（2000年1月2日），热情善良、聪颖脱俗的哈丽，离开了人间。
哈丽离世时才三十三岁。她的原名是Harinder Veriah。可是，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哈丽 (Hari)。
当年我从英国各大报章获知哈丽之死，非常震惊。哈丽来自马来西亚，印度人，是律师；她的先生马丁杰克( Martin Jacques)是英国人，白人，是英国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也是英国Marxism Today杂志的前主编。
两人偶遇，是在南中国海面，暖日和风的刁曼岛上。当年，哈丽才二十六岁，马丁四十七岁。
哈丽给马丁遗留下了最珍贵的礼物 — 今年十岁的儿子拉菲（Ravi）。
1998年春，我在伦敦过着穷留学生的生涯时，认识了这个友善、热情的家庭。
当时，在一个讲师的介绍下，我成了马丁的汉语老师。马丁当年正好在替英国广播公司制作节目，将要随哈丽到香港去，想在出发前学一点中文。我每个星期到他的家给他上课，因此也认识了他那充满阳光魅力、热情好客、待人诚恳的太太。
见过哈丽的人，都会记得她的健朗笑容， 和那明亮自信的动人眼神。
有一次，我去上课时，哈丽正好在房里休息，才出生两周的小宝宝就安睡在书桌上的婴儿篮里，陪着我们一起上课。
我后来因为赶着写毕业论文，没有办法继续给马丁上课。
那一别，竟是永恒。
哈丽在英国念完了法律系硕士课程后，英国顶尖的法律事务所Lovells独具慧眼聘用了她。而后，公司决定将哈丽调职到香港去，此机难逢，马丁也随行到香港去做研究、采访和写书。
小宝宝才九个星期大，一家三口就离开了阴霾的北伦敦，飞到了香港去开展新生活。
1999年的最后一天夜里，全香港都笼罩在迎接新年的欢乐声中，马丁一家和朋友们也在外用餐庆祝。钟声敲起，烟火此起彼落，哈丽在酒店外突感不适，马丁一看便知道，是哈丽的癫痫发作了。
那是哈丽生平第二次癫痫发作。第一次没有大碍。
喧闹的人群中，救护车将哈丽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马丁在探病时，病床上的哈丽抖出了这一段话：“I am bottom of the pile here. I am Indian. Everyone else here is Chinese.” （“我压在这里最低层。我是印度人。这里其他的都是中国人。”）
一月二日，哈丽再次发病，不久抢救无效。
凭着太太的临终遗言 — “我压在这里最低层”，马丁怀疑哈丽死于种族歧视而引起的人为疏忽。马丁要求调查。院方提出哈丽死于癫痫的结论，马丁提出了挑战。马丁还对该医院提出了疏忽的诉讼，案子今年六月听审。
马丁挑战香港‘种族歧视’的看法，九年来在香港掀起了巨波。哈丽之死，媒体疯狂报道，香港的种族歧视成了公开探讨的话题。经过多年的辩论，2006年底，反歧视的法令终于在香港成立了。
英国媒体形容马丁战胜了香港的司法，但失去妻子的悲痛，仍时刻侵蚀着他：“我的哈丽陪上了性命。”
对哈丽的追念，马丁转化成了行动。2002年，马丁和Lovells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伙伴设立了Harinder Veriah Trust （哈琳达菲丽尔信托）。
这项计划让贫困的马来西亚律师有机会到伦敦的Lovells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
三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律师已经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2005年中开始，另一项因哈丽而诞生的助贫计划也在马来西亚展开了。哈丽的小学– Assunta Primary School Two 获得了特别的支援，一些贫困的孩子，有了书本、文具、餐费，也有了一丝希望。
这些孩子，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不管他们的肤色是什么。
因为，哈丽本来就是一个乐观开明、充满温情的女子。
在马来西亚多元的环境中，她会说英语、马来语、旁遮普语，还会说广东话，她也在伦敦学过汉语。在哈丽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种族、肤色的藩篱。
哈丽出身贫苦。她的父亲 Karam Singh是马来西亚独立后首届国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当哈丽还嗷嗷待哺时，父亲在内安法令下被扣四年多。哈丽六岁时，母亲突然去世，父亲却没有负起重任，孩子们好像顿时成了孤儿，就算后来寄养在亲戚家里，日子也一贫如洗，需要缝衣补鞋过日子。
她明白穷孩子挣扎的辛酸。她自己就是靠着刻苦的精神，一步步地向上追求。
可是，当生命正走向美好时，命运却吞噬了哈丽。
人生的不公，莫过于此。
几年前，我曾答应过马丁，我会写一篇中文稿子，代表我对哈丽的追念，也支援他为哈丽之死的真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可是，每每提笔，心情格外难受；曾多次尝试，总是提笔，又放下。因此，我迟迟未能履行这项承诺。
新年伊始，我终于遵守了这个承诺，哪怕是迟来了一些。
谨此缅怀我心中的哈丽，和她遗留人间的真善美。

潘永强：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

Wednesday, December 24, 2008


新纪元学院风波演变至今，震央虽在董总，但余震不断外延扩散，日渐扩大为华教基层力量的分裂、公民社会的失灵，甚至是华文左翼的决裂（这里当然还可以区分为真左和假左），其效应既深且广，为近年所罕见。

事变至今，现在问题不在于新院会不会变质，而是董总自身是否已经变质。如果在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继续为所欲为，违章乱纪，偏离华教运动的利益与共识，那么未 来变质的何止是新院，更可能是这一支国内历时最久远的母语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呈衰败与分裂之势。届时不只董总将被一群社会边缘人所挟持，保守的政治力量 也必定长驱直入，前景狼藉堪虞。

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前，董总主席叶新田即已率团奔赴马华大厦与黄家定相拥，签署至今诡谲不明的新校地备忘录，成为当前风波的爆发点。清醒的观察者由此 即可判断，马华公会与董总的可能合流，将崛起为当今华社两股最保守的力量，这也是马华公会继侵蚀媒体自由之后，另一项掠夺文化权力资本的大战略。尽管黄家 定已经落荒而逃，可是一旦国家、马华、叶新田的“三结合”完成应有的部署，其后果仍然不堪设想。因此，董总的变质远比新院会否变质，更加 关键。

经此一役，董总无论面对社会或是国家时，其道德声望与社会基础都严重萎缩，创历史新低。新院事件也说明，董总已从民间社会力的龙头老大，沦为社会的 乱源与丑角，特别是如今为董总与叶新田形象代言的人物，竟然是谢清发、蔡维衍、林大铧等一时俊彦，更为这一出悲剧增添许多荒谬情节。四分之一世纪前董总打 入国阵未成，如今却为国阵大开城门，小兵真是立下奇功。

庆 幸的是，经过连月来社会众多讨论，也使事情日益清晰，舆论逐渐把这个乱源的矛头直指一人：即人称“华教败家仔”的叶新田。叶氏是从基层出身，一路奋发向 上，本为佳话，可惜如今反利用一群失意的边缘人将董总挟持私用，令华教运动丧失原有的公共性、包容性和专业性。就此而言，“华教败家仔”的论断不算失实， 只是对既定事实的客观陈述而已。

于今看来，新院风波投下的震撼，若论未来影响，有可能超出当年空头政客黄家定主导的华文报业大并购。一来当日的反收购力量呈现社会一致，没有大多杂音，华社 不曾有过分歧。二来，随着《东方日报》与网络媒体的成长，报业重组与并购无法完全实现垄断后的舆论、市场与政治效果，遑论公信力，黄家兄弟在2008年输到遍地捡内裤，就是明证。但是，董总在腐败与堕落之后如果仍然垄断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及其预期的后果，就相当可怕、危险以及恶心。

面对险峻形势，新院风波已然不是董总的内部事务，也不容“华教败家仔”把十年建设付诸流水。然而，董总还试图以“捍卫主权”或“捍卫董教总”的论述，来阻挠 社会议论新院的人事浩劫，既属荒诞，也似是而非，并不能够成立。

事实上，华文教育运动是百年来马华社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华教主权皆为全 体华社所有，亦即华教主权在民，从来就不是董总等一小撮领导人所能独占、垄断和排他据有。换言之，华教主权实为社会共有，董总并不能占据华教运动的主权。过去以来，华教运动的主权所有者，亦即广大的公民社会成员，是基于教育事务的专业性和职能需 要，才将一部份“主权”让渡给董总领导层去履行职责，也代表发言，但不表示让渡出去的部份主权不可收回、不能质疑，彼此应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在华教事务中，至今没有迹象显示有人侵害到董总的“主权”，因为华教向来是主权在民，故根本不存在主权的所有者侵害“董总主权”的荒谬说法，也没有人要摧毁董总的职能与地位，历来真正想要摧毁或是收编董总者，均来自巫统和马华的保守政客，而非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如今的症结，其实是华教主权所有者对受托者的能力、操守与倾向开始存疑，进而提出完善治理的要求而已，岂可扭曲为侵害“董总主权”？如果董总在代行受托的职能时，有违华教基本利益和共识，主权所有者自然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撤销或变更给予董总的委托。董总的“主权”并非天命神授，也非不可挑战的无上绝对，因为华教主权本属华社共同拥有、分享和治理。

在林连玉先生的言论中屡屡提及“公意”的说法，就是体现华教运动主权在民的思路，需要符合共 识，共同与公开决策。况且，按委托—代理的关系，主权受托者如果滥用权力，社会公意在必要时还可以行使抵抗权。然而，围绕在叶新田身边的社会边缘人群体，却一再祭出“捍卫董总主权”的说法，无疑只是竖立稻草人，或是制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有违事实与根本，也不符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规范。

基于华教主权在民的概念，这个运动的主体和它的广大参与者，在董总有违专业、公正与透明，并伤害到华教长期利益时，自然有权对此一重大危机作出反应与行动， 因为这正是体现、行使和保卫运动存亡的手段与时刻。易言之，华教主权在民，华教是人人的华教，非董总或叶新田一人所能独占和垄断，“董总主权”之说只是虚假命题，更是叶新田等人的一块遮羞布，以阻止社会公论，以及掩护他们不可告人的隐性议程和私欲利益。进一步而言，既然华教的主权为全社会 所共享共有，一旦董总发生操守与领导危机，而有失灵之虞，它就丧失继续垄断和支配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

往后，华教公益事业的治理权力，应慎重思考权力的多元与分散，并建立制衡体系与问责机制，才可避免董总腐败、堕落和失灵之后，对公民社会造成的风险与打击。就此而言，华总与隆雪华堂的适时介入，起到了纠错和匡正的作用，也是公民社会内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可贵案例。

华教的主权在民，是至为重要的信念。现在看来，华教运动的内部权力分配也不宜被单一机构所垄断，而应朝更为多元的分工协作体系发展。如同华文报业不能被一家 垄断，马华公会不能被一姓垄断的道理相同，华教的决策与董总的治理，也不能任由一人一派垄断和支配。也就是说，如果董总在某些专业职能上没有负起应有角 色，或放弃承担必要的责任，那么其它社会力量就应该取而代之，以填补董总失灵之后的空间。

在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上，这类组织虽然独立于 国家之外，但彼此之间也可以建立竞争体制，在同一个议题上通常不宜由单一机构完全占据所有资源，否则公民社会的体质就不可能健康茁壮。因此，我国华教运动 也应该走向多元与竞争，尤其在效率、专业和公信力上展开竞争，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培训、教改、研究等等。董总已经不再是圣牛，也不能再包 揽和垄断华教事务的治理权力，如果它做不好或不愿做好，新生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其实可以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创造多元的选择和有意义的价值。

陆庭瑜事件的感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五时二十三分

作者：张木钦


老陆居然被指性骚扰而退隐江湖，真是情何以堪。打个电话到他家去，没人接。
这个时候，无谓的安慰是多余的，加重指责更是不必要，只是想找他聊几句表示老同学还在，情义相挺罢了。大家曾经是同窗，感情上觉得很接近，但生活上却处于两个世界，几十年来少有交集。

尽管他现在"晚节不保"，但想想他大半生所做的，如果换我去做，一定挑不起来，所以，他依然是我的老大。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发很多议论，诸如职场性骚扰，对名人的护短，甚至提升到华社是否有需要造神。

林连玉、林晃升、沈慕羽、陆庭谕……都被视为华教斗士，华教英雄，现在是不是把他们请下神坛的时候？

英雄是在危机中出现的，英雄也是伴着敌人而存在的。
当危机不在，敌人隐去时，英雄也被遗忘。

时间如果回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独立前后，华教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殖民地权威和种族极端分子，处心积虑要把华文教育消灭。

那个时候，任何反抗都要面对千钧压力，而且孤立无援，因为政党背弃了华社，胆敢挺身而出的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一群。

斗争下来，林连玉失去了公民权，失去了教师准证，只差没有被遣送出境。林晃升和沈慕羽都蹲过大牢，在商业上或政治上备受打压，陆庭谕则在街头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英雄和斗士，是时势所造的，不是"造神"造出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现在的华教处境算安定下来了，政党不论是在朝在野，也都愿意为华声援，所以如今出来为华教工作的，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危险，不再需要那么牺牲了，如果有牺牲，就只有时间和金钱而已。若不是有一些像"慕克力"那样的政客，久不久把我们捅一捅，叫我们跳一跳，我们已经没有危机意识了，甚至觉得华教内部不再需要权威机构，应该更加民主化了。
这当然是可喜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别忘记政党是政治利益取向的，如果维护华教没有政治利益，他们也会改变方向的。
随着陆庭谕的退隐，英雄的时代是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领导，强有力的领导。

潘永强：公民社会正在失灵

2008年是馬來西亞政治轉折的關鍵年份，對長期受到不平等對待的母語教育運動而言，人們原本以為國家威權弱化之後，華教運動長年的訴求或可展露曙光。因為按照近年來盛行的公民社會理論，一般認為國家與社會形成二元對抗，一旦國家權力被削弱後，必然有助於社會力的抬頭。

自1950年代以來，林連玉先生就是華裔公民社會的先行者與領航人，帶領這股社會集體力量向國家要求正當的權利。然則，令人極其錯愕的是，2008年縱然是我國的重大分水嶺，但在華裔公民社會內部，卻又演變出一場慘烈的華教內戰。這意味著，國家威權的退化並不必然帶來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反而社會內部的分歧卻可能導致國家威權的趁虛而入，例如高教部利用不同勢力的縫隙，而聲言介入新紀元學院風波一事，雖然已被有識的輿論嚴正譴責，卻也說明了「國家與社會二元對抗」的傳統思路，既不真實也充滿誤導。

事實上，誠如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所言，「以團結的公民社會來對抗國家，只是一個有用的虛構(useful fiction)」。由於公民社會本身就涉及不同界別的利益，並非總是處於一致的狀態，所以就衍生出兩點誤解，一是誤把公民社會當成是一個整體，而忽略其中的差異和階層，二是把公民社會看作一片清高的淨土，與「污濁的國家」相對立。一句話，這種公民社會觀都犯了自由主義幼稚病，以為公民社會只會幹好事，而國家則只會幹壞事。在現實情況中，國家幹的壞事與髒事固然不少，但公民社會裡頭也不盡然只有好人，或只會幹好事，相反的，躲在崇高的招牌背後偷賣「毒奶粉」的公民社會領導人有之，或者在華教運動內滲進三聚氰胺的權力精英，也向來為數不少。

從最近華教組織內部的腐敗和墮落可見，公民社會顯然不完全就是清高的、可靠的、純潔的，反而充斥火與劍、權與慾。與此同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未必一定是二分對抗的，反之，社會內部的分歧有可能導致某一部分社會力量爭取跟國家機關合謀，形成新的壓迫聯盟，以挪用國家威權來試圖夷平有異見的舊日夥伴。就此而言，我們不只有必需警惕公民社會原來竟有陰暗、涼薄的一面，也被迫正視公民社會失靈的可怕後果，一個失靈後的公民社會，其產生的破壞力不亞於國家的粗暴干預。就新紀元學院風波而言，國家既是一頭巨獸(leviathan)，但一不小心，民間也可能出現同樣可怕的巨獸。

一直以來，公民社會的理論有部分是建立在「市場失靈」和「國家失靈」兩個基礎上，由於市場和國家都有可能失靈，所以需要公民社會或者第三部門的出現，以在市場和國家以外保障公共的權利。可是，既然市場和國家都有失靈之虞，難道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就不會失靈嗎？他們就沒有私利和慾望嗎？公民社會的自我治理能力，就肯定會比市場或國家來得優越嗎？

過去出於對國家施虐的憂心與疑慮，我們甚少或是不願談及公民社會內部的治理流弊，擔心如此一來將損及公民社會的公信力和可信賴度。可是，過度包庇和忽視公民社會失靈的危機，不只會嚴重損害到社會制衡國家的元氣，也勢必令公民社會尚存的健康元素和支撐力量，會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新紀元學院風波帶來的較正面效應，就是讓各方有機會省思非營利組織失靈後的破壞力。既然公民社會內部也有敗壞和施暴的因素，那麼如何克服公民社會的失靈，或減少其失靈後的危害性，就應該是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公民社會有失靈之虞，就懷疑或是捨棄公民社會的功能，正如市場與國家失靈後，並沒有就此受到唾棄一樣，重要的是，必須把問責(accountability)的原則注入到公民社會組織的日常治理之中。過去華教組織獨享了諸多「免於問責」的特權，他們佔據不少社會的資源和信任，也獲取眾多社會的同情和寬容，但是也從中滋生了腐敗和毒瘤，以致時刻祭出「主權」的旗號來規避應有的監督和問責要求。

可是，自19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在全球範圍內日益重視「問責」的重要性，在這股問責的潮流中，民選政府是首當其衝，公私營企業也不能倖免，既然如此，公民社會組織何以得天獨厚，在向國家行使問責權利之餘，自己又千方百計地規避向社會負責？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董總一再逃避問責的好時光總是要結束的，而且諸種事實一再說明，今日的董總早已不是純潔的天使，也不是無瑕的聖女，董總的「主權」來自社會，根本不是董總領導人所能獨佔、排他和不可分割的，自然沒有繼續免於問責的權利。

林連玉先生終其一生頂天立地，他是公民社會的先行者，料想也不忍見到公民社會失靈的各種亂象，紀念林連玉先生的其中一種理想方式，就是建立勇於問責的組織文化。

（转载自2008-12-06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再学51年恐怕还是猪狗

如果我是美国公民，肯定会投奥巴马一票。
这种政治家风范，此时此地的猪狗政客再学51年，恐怕还是一群令人憎厌的猪狗。
顾识于马来西亚建国51年国庆次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02.09.08报道:

美国共和党准副总统候选人帕琳今天证实她十七岁的未婚女儿怀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今天被记者要求评论时表示，家务事在总统选举中是“禁区”，小孩尤其是“禁区”。帕琳女儿未婚怀孕，与帕琳担任州长的表现，以及可能担任副总统的表现都没有关系。
　　中央社报道，奥巴马呼吁媒体不要报道这类新闻。奥巴马表示，一个家庭要如何处理家务事和十多岁小孩的问题，不应是政治讨论的题目。
　　帕琳与丈夫今天稍早共同发表声明指，他们对女儿布瑞斯特决定生下孩子感到骄傲，他们更高兴即将升级当祖父母。声明并说，布瑞斯特将与男友结婚，呼吁媒体尊重隐私。

《不一样的自然养生法》是一本用来吸金的书

以上标题是我自己拟的，和原文标题无关。
没错，书名是“养生法”不是“医疗法”。
不过，作者说他患上第三期肺癌，经传统西医治疗无效，转用“自然疗法”得以康复。因此，自称Dr.Tom Wu的他，毅然放弃传统医学(他取巧地避开“西医”两字)，转向自然医学和营养学领域，并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经查证，他只是一名领有注册执照的自然疗法医师，和美国许多持有经营牌照的针灸和推拿中医师没两样。所谓“博士”学位，亦属子虚乌有。
他的书最大卖点是“自己患上第三期肺癌”和“用自然疗法治好”。
在捞到盆满钵满之后，被人揭穿底牌，才通过出版社发表声明说，他的书只是作为保健防病之用，绝对不能取代医疗。
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也。
如果有癌症病人因为相信他的“自然疗法”，错失科学治疗机会，白白丢掉宝贵生命，作者是否可以被控误杀罪名，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另类疗法 可能破坏 抗癌大计

（转载自2008-07-18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

● 报道／林弘谕　


1、吴永志事件
　

5月底，在本地举行的一个书展上，一本由“抗癌国际名医”吴永志写的《不一样的自然养生法》成为畅销书，一时卖断。至今，这本书在各地已卖出30多万册。
　
中国出生、定居美国的吴永志，30年前患第三期肺癌，透过饮食、运动等自然疗法而痊愈。数月前，他在台湾电视节目中公开抗癌养生疗法，短短一个月内爆红。
　　
、 6月中，吴永志被《时报周刊》踢爆，其“医学博士”名衔造假，学历并不受美国政府认可；而他自称“获奖无数”，包括“联合国世界杰出医生奖”、“医疗显著贡献奖”等一说，也分别被美国癌症协会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否定。
　　
吴永志事后通过城邦出版社发表声明指出，他拥有由美国华盛顿特区卫生单位所认可颁发的自然疗法执照，他是自然疗法医师，不是一般西医。他出书是作为保健防病之用，绝对不能取代医疗。

2、林光常事件

去年，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遭台湾地检署以常业诈欺等罪起诉，事因两名妇女乳癌患者因听信林光常“只要吃我的排毒餐，不必化疗”的说法，一人延医，无法治疗；另一人则病逝。
　　
林光常对外宣称是“美国环球大学东方医学博士”，具有医师、教授资格。事实上，美国环球大学并未经台湾及美国认可。他的《无毒一身轻》及《排毒餐》等著作在中港台和新马等地销售超过80万册。

西医怎么说？

国大医院血液／肿瘤科高级顾问医生李素琴受访时指出：“当病人双管齐下——既采用西医治疗，又用另类疗法时，通常（另类疗法）无法发挥疗效，但不一定会产生冲突现象或对病人有害。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疗效降低，或药物的副作用增加。
　　
“我们看到一些病人，宁愿相信传统（中药）或另类疗法，而不相信西医的正规疗法，因此耽误了病情，尤其是某些癌症（第一、第二和第三期）是可治愈的。
　　
“我曾看到肠癌病人接受一段西医治疗后，选择进行‘咖啡灌肠’的另类疗法，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疗法，这样清洗肠胃，对病人可能产生副作用，例如引发血液电解质的不平衡现象等。病人采用饮食疗法，如吃鲨鱼软骨、诺尼果(Noni)汁、氧气水等等，大家只是图个希望吧了！”

不鼓励另类疗法
　
李素琴医生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癌症基因与遗传性癌症病人辅导培训课程一年多，相信是本区域第一个接受这方面专门培训的医生。
　　
至于病人吃“排毒餐”，李素琴医生指出，病人希望能降低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她说：“如果能低化疗的副作用，也可能降低了药效 ”。
　　
“在进行化疗时，病人饮食应跟平时一样，营养均衡。”

　 李医生认为，除非癌症病患已进入末期（第四期），否则在前三个患病期，她不鼓励病人进行另类疗法。她说：“因为西医的丰富临床经验已证明，前三期的癌症，如乳癌是可以治愈的。而另类疗法至今没有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能证明它的疗效。大部分采用另类疗法的人，是因为受个别的成功病例所影响。出现成功个案的因素很多，有些病人可能被诊断只能存活半年，但是三五年后还活得好好的，这可能是误诊，也有可能癌症病人的肿瘤长得非常慢，即使到了第四期，仍然比原有的存活期限长。”

肯定中西医结合疗法
　　
她肯定中西结合的疗法，但坚持有效抗癌的疗法，应有科学临床论证为依据。
　　
她指出，癌症病患应征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再决定是否要接受另类疗法。她说：“大多数癌症病人对西医的疗法感到担心和恐惧，例如癌细胞和好细胞一并被化疗歼灭，以及免疫系统被破坏，而选择采用另类疗法，我们了解病人的感受。以前，化疗使用在第四期病患身上，因为是末期，最终结果是死亡，因此有人认为，接受化疗等于死亡，因而不愿接受。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乳癌病人接受预防性的化疗，之后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中医怎么说？

最合理的才是最好的

中国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洪生教授推崇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她日前到本地授课受访时说：“这些年，中医已受到肯定，这是因为中医不断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的有效性，西医也不断改变他们的治疗观念。过去，西医看到（化疗）癌肿瘤缩小了，以为有效，就一味地打（化疗），其实，很多时候病人是给医生‘打’死的！现在不同了，西医给癌症病患进行化疗时，当发现不可能治好或（病情）相对稳定时，就停止化疗。”
　　
林教授也是中国中医肿瘤医疗中心副主任，在肿瘤专科累积超过30年的经验，专治肺癌、乳腺癌和淋巴腺肿瘤，经常受邀到本地给中医师授课。
　
　针对另类癌症疗法，林教授说：“我认为，过分强调中医或西医治疗法都不是好的方法，应是中西医结合，哪种有特长，对病人有效，就应采用。比如说，这个病人可用手术治疗，却选择中医治疗，最后耽误了手术，这是不合适的。可先动手术，再用中医防止病情复发。如果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接受放疗和化疗都解决不了问题，还使劲地给他打化疗，这也是过度治疗。
　　
“我常对我的医师（医生）说，最好的医生是把所有最好的疗法学到手后，给病人选择最合理的治疗。病人因各种原因，最后选择另类疗法，但是，病人的知识再多，也比不上医生的知识多，医生是看了很多病例总结出看法，患者不能随意决定治疗方案，应听取多几个医生的意见。 以海扶疗法来说，我不认为它是个很好的疗法，它是在病人无法做其他治疗的情况下，最后才选择的。比如说，做了放疗的肝癌患者，不能再继续了，必须选择其他疗法；又或是进行化疗后，肿瘤还长大；身体不好，不能再承受化疗的痛苦，只好进行其他疗法，如海扶疗法，它使肿瘤缩小，降低它复合的几率，以延长人的存活期，但是，这不是根本的疗法。”病人必须作科学的尝试　　对于癌症的各种另类疗法，林洪生教授说：“听的人有时是很愚昧的，有时得自己分析。”

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专家鼓吹吃小麦草（打汁），如果一个病人做了化疗，身子已经很弱，还让他吃小麦草，那营养怎么够得上？肿瘤病人是要治病，这不是预防的问题，源头是要把病治好，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承受吃小麦草，或是吃素食等营养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病人必须吃得好，才能抵御癌细胞。有些人挨饿，癌细胞是饿不死的，正虚邪实，每天吃素食打蔬菜汁来喝好不好？好，对你好，对我好，但是对病人并不好，因为他们的脾胃不好，打化疗后更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撑身体。”　　
她观察，本地缺少营养师的考核，必须有专业营养资格，才能提出建议。不能光靠经验或衔头，这没资格。即便是医生，也不见得是很好的营养师。她说：“病人必须作科学的尝试，不要轻易地相信某些另类疗法，医疗医学的临床研究是最好的证明，肿瘤病人没条件去试，因为他们的生命太短了，试完后再回来，可能已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