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长青>是伪作?

台湾发生的一宗“文章诈欺案”，震动了整个文化圈，甚至牵连党国元老张群、张其昀等官场知名人物，一时传为笑柄。
事缘1971年4月间,有一部日记体钜著<万年长青>在台北出版，作者是1971年1月间在美国病逝的董显光。说起来这还是一部“遗著”呢。
提起董显光，此公来头非小。他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代的大员之一，官至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后来还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和美国大使。其得宠程度，不亚当年蒋宋两家的子弟兵。
<万年长青>这部书的出版，相当隆重其事。张群亲笔题辞，陶希圣和谢然之等名士作序，中央通讯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曾虚白，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校后书感”，对董显光的才华击节赞赏。
这部书出版正逢台湾在国际外交中节节败退，四面楚歌之时，国民党领袖大声疾呼“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以图振奋人心。这个时候，<万年长青>正好派上用场，官方机构和政府显要於是大事吹擂一番，说什么“这是一部足以媲美‘励志文粹’的大著作”，“是一本修身养性，有价值的书”，“是董显光艰苦奋斗，宝贵经验所产生智慧的结晶”，“是足为后世楷模的日记”。（出版者说，这是董显光在1944年所写的全年日记。)台湾国防研究院主任张其昀甚至说“这部日记必将列入世界名著之林”。
1971年5月间，我有事赴日本经台北，略事逗留。有一晚，在一位父执辈设的晚宴中，恰与曾虚白、陶士修和后来中选为台湾立法委员的汪竹一等人同席。言谈间，偶而提及<万年长青>这本新书，曾虚白即席推荐不遗余力，他要我“非读一读不可”。我记得他这样对我说：“小老弟（曾高龄七十五，我当年只有三十二岁，故有此称呼），这本书能教你在人生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不但你要读，而且必须介绍给所有的年轻朋友读一读。作者是我的同事，他所记叙的都是真人真事，其中一些还是我的经历呢！”我对台湾出版物，一向兴趣不大，而当时在场的陶、汪两位以及那位父执辈的主人家，都是六十开外的长者，为了“敬老”，我只有唯唯诺诺，笑而不答。
就在有关方面大力宣传之下，<万年长青>销量日增，公教人员奉为金科玉律，几乎每人“非读一读不可”。据说初版早已售馨，正准备再版应市。就在这当儿，<万年长青>出纰漏了！有人揭露，<万年长青>作者另有其人，董显光盗“书”欺世。
原来有一名美国华人温英干，阅读<万年长青>之后，一直觉得印象熟悉，“好像一本什么书”。为了解答心底这个谜，他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终而发现，这竟是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柯莱索在1917年出版的著作。董显光不过是加以翻译，然后分段写上日期，改成“日记”。温英干所搜集的资料进一步揭露：早年的纽约发行的<中美周报>曾经发表柯莱索这一著作的中文译文，这还是在董显光的<万年长青>出版之前好几十年的事。
温英干除了投函台北报章揭露整个“文章诈欺案”真相之外，还影印柯莱索原著内容与样本，寄给台湾有关当局，证据确凿，使到那些参与其事的名士显要和官员们好生难堪，而又无可奈何。
现在，有几个有趣的问题是，董显光这部<万年长青>的手稿是否曾说明是“著作”或“译作”？如果董显光自称是“著作”，即他盗“书”欺世是罪有应得，后人只是被愚弄而已，如果他的原意是从事翻译和改编，则出版者为何给他写上“著作”之名？或者是董显光压根儿就不曾“写”过或“译”过这部书，而是别有居心者冒名盗书出版，以做“提高士气”之政治工具？
如今董显光已“死无对证”，这些问题，看来是没有人能够提供真实答案了。
今天最下不了台的还是曾虚白。他在“校后书感”中写道：“显光兄日记里的话，多半是我们对坐在重庆巴县中学国际宣传处，经日机一再轰炸在瓦砾堆中勉强搭盖起来的办公室里，互相勉励切磋的话。”他接着写道：“这些话竟蒙他接纳而写在日记里，真不胜有肝胆相照之感。”这和前文所述他对我说的一番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活见鬼！
不过，曾虚白在“校后书感”中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写道：“显光兄一向自谦中文写不好，凡有需要中文的稿件，多半由笔者捉笔。”他曾和董显光共事，对於董显光的修养和学识，当然了若指掌，他写这些话，不会是偶然的。这正好说明，董显光的中文程度，未必能写得出<万年长青>这样的文章。因此，董显光根本不曾写或译过<万年长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虽然一些有关人士已经在台北报章上公开承认“疏忽”、“错误”，同时“祈读者原谅”，而曾虚白等人也公开承认摆乌龙，讲假话，但人们还是怀疑“诈欺案”中还有“欺诈案”，当下在台前出丑的不过是代罪羔羊而已。
07-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