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汉子，谦谦君子

听说雪风找我有急事，在上海立刻给他打越洋电话。原来他正在编辑一本纪念白秋琳的集子，知道我过去和白秋琳交往甚密，要我写点东西抒发己见。我向来不兴写这类纪念故人的文字，但对于这位结识在50年代《星洲日报》文艺版马华文艺底道路大争论（史康论战）期间的老朋友，我就难辞雪风的美意了。

我所认识的白秋琳是个铮铮汉子、谦谦君子。当年《星洲日报》文艺版主编方修以史忱的一篇《我底总答复》结束史康论战之后，身为康白扬阵营一员悍将的他，意犹未尽，在星加坡萌芽出版社刊行的《萌芽》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的《“我底总答复”的答复》。他明确地把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结合在一起，提出文学的总目标和服务对象问题，还引述了鲁迅说的脱离总目标和服务对象谈文艺“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聚首话当年重提史康论战，他坦诚表白，当时的许多看法充满浓厚的阶级论色彩：虽然大方向并没有错，但有些观点过于武断，甚至流于浮夸，在严肃的辩证中会站不住脚。这种坦荡荡的胸怀非常可敬，所以我说他既是铮铮汉子又是谦谦君子。

白秋琳在马华文艺界活跃的年代，是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狂飙的思潮风起云涌，流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进步和反动力量的对峙，形成社会的两极化。白秋琳身处矛盾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冷眼观察百病衍生、斗志散涣的“另一面”，他的感受是深切的。他预见随着剧变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又惶恐于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未臻成熟。他找出问题的症结，以简洁明快的笔触，贴切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他常有作品发表在星加坡早期的《萌芽》杂志。

在1958年创刊的《萌芽》，打着“为人生而文艺”的旗帜，一针见血地刺向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向病态社会提出合理的质疑及强烈批评。白秋琳就是这份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无奈《萌芽》在1958年8月1日创刊后，只出版了三期就被星加坡政府内政部查禁。此后，白秋琳的部分作品陆续在《蜜蜂》杂志上发表，并有小说《破裂》收人小说合集《怀念》里。

小说《破裂》以一个少女的故事为主线，刻划出当时青少年内心的傍徨与苦闷，以及他们如何挣扎着，在那个迷乱人心的时代压力下企图寻找一条出路。堕落腐败的时代是窒人的，寂寞虚空的气息给青少年们带来沉重的压力无从宣泄，情感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极情况下，毁灭的深渊就在眼前，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掉入陷阱，难以自拔。“他们被这个窒息的时代压逼得疯狂了！”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纯洁少女，如何过渡到堕落腐化的过程。最终无助地陷入歇斯特里的绝望！读者似乎也对此感到无能为力。青少年到底该如何寻找一个理性而正确的宣泄口？青少年有着自己的理想，想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心力，为何却深感无力？他们的梦想为何总是受制于现实的考量。这些问题如重锤敲击在人们心坎上，而作者却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自己思索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法。

白秋琳的另一篇小说《渣利树下的遗恨》又点出了一个血淋淋的社会问题－－贫穷。贫穷的境遇如何摧残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机，如何折磨着无望的劳苦大众。贫富悬殊鸿沟的扩大，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计时炸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富人们的贪婪嘴脸，造成社会大众心理的失衡。人们把满腔委屈和愤愤不平理藏在心底，面对充塞在社会每个角落的苍白病态，他们的心在呐喊，焦急着要寻找一条变通之路：可是一幕幕与生活斗争的悲剧不停上演，让人们心力交瘁，令人感到一切似乎都不可能改变的无奈。白秋琳却以赤子之心，毫不妥协地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控诉，可谓大快人心。

在那个年代的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感，白秋琳也不例外。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知识青年，有几分内向却深具幽默感。我曾经问他为何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浪漫情怀，他的回答是，在那个年代根本浪漫不起来；我说革命情怀也可以是浪漫的，他笑着回答，那就等他参加了革命再说，我为之语塞。

我最大的遗憾是，他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前往中国南方的城市工作。我有两位义薄云天的朋友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除了白秋琳还有一位就是北马知名作家韵斌（张友群）。我一直为未能送他们最后一程而耿耿于怀。这笔帐只能等他年黄泉路相聚再算了。

陈雪风忙着为白秋琳出版纪念集子，还邀我月旦一番。白秋琳地下有知 ，一定笑不拢嘴，因为淡薄名利的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和他开这个玩笑。无论如何，这是意义深长的一项工作，我非常钦敬陈雪风锲而不舍的努力，在马华文学史上为白秋琳这位50年代的重要作家留下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