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之死

母子俩惊惧的目光是聚焦在无常命运之神身上么？
天妒的完美
黄花绿叶映红颜 邻家黑珍珠女孩的灿烂笑容
这是得自父亲加朗星的微笑思考神情
此情已成追忆


(Harinder Veriah Trust Video)

GH上个星期从英国来信问我关于Karam Singh的事，我感到十分诧异。
因为忙着，还没来得及复她问个究竟，就在她的博客《英国琐记》http://janetwilliams.wordpress.com/中读到一篇关于加朗星已故女儿哈丽的文章。

加朗星律师是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战士，马来亚人民党的优秀党员。
在那个战斗的年代，他经常单枪匹马在全国城市和园丘奔走，组织城市和园丘工人加入斗争队伍。

他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多年，被释放后曾前往印度，在印度参与人权运动，发动印度警察大罢工，结果被印度政府逮捕下狱，之后遣返马来西亚。

身为当时的国会议员，他拥有两张长期免费乘搭火车头等车厢的证件，其中一张是给妻子或授权人士使用的，他的这张附加证件一直留在社阵总部，签署好空白的授权书，以备干部党员有任务出门时使用。我在全国走动参加党会议或群众大会时，就多次使用他或另一名社阵国会议员林建寿的证件。有一次在去居銮的火车上和他相遇，正好同个车厢而且两个卧房相连，我们把活隔板打开，就是双人房了。

那一晚我们彻夜不眠，从吉隆坡一路聊到居銮站。劳工党和人民党的内部矛盾是主要话题，后来的演变，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和我当时的无知。

他心系群众，个性却倾向于孤单，不拘言笑，生活中烟酒不离，我行我素。但对于理念的坚持，直到他离开人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印度回来之后，人民党在反动政府打压下，正走入低潮，他和党的联系没有以前的密切，不过在法律事务上他一直为穷人仗义执言，经常为受冤屈的穷苦当事人免费打官司，以至自己在物质生活上潦倒一生。



哈丽之死 一月 3, 2009 by 玉云

我经常会想起哈丽。
九年前的今天（2000年1月2日），热情善良、聪颖脱俗的哈丽，离开了人间。
哈丽离世时才三十三岁。她的原名是Harinder Veriah。可是，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哈丽 (Hari)。
当年我从英国各大报章获知哈丽之死，非常震惊。哈丽来自马来西亚，印度人，是律师；她的先生马丁杰克( Martin Jacques)是英国人，白人，是英国知名作家和评论家，也是英国Marxism Today杂志的前主编。
两人偶遇，是在南中国海面，暖日和风的刁曼岛上。当年，哈丽才二十六岁，马丁四十七岁。
哈丽给马丁遗留下了最珍贵的礼物 — 今年十岁的儿子拉菲（Ravi）。
1998年春，我在伦敦过着穷留学生的生涯时，认识了这个友善、热情的家庭。
当时，在一个讲师的介绍下，我成了马丁的汉语老师。马丁当年正好在替英国广播公司制作节目，将要随哈丽到香港去，想在出发前学一点中文。我每个星期到他的家给他上课，因此也认识了他那充满阳光魅力、热情好客、待人诚恳的太太。
见过哈丽的人，都会记得她的健朗笑容， 和那明亮自信的动人眼神。
有一次，我去上课时，哈丽正好在房里休息，才出生两周的小宝宝就安睡在书桌上的婴儿篮里，陪着我们一起上课。
我后来因为赶着写毕业论文，没有办法继续给马丁上课。
那一别，竟是永恒。
哈丽在英国念完了法律系硕士课程后，英国顶尖的法律事务所Lovells独具慧眼聘用了她。而后，公司决定将哈丽调职到香港去，此机难逢，马丁也随行到香港去做研究、采访和写书。
小宝宝才九个星期大，一家三口就离开了阴霾的北伦敦，飞到了香港去开展新生活。
1999年的最后一天夜里，全香港都笼罩在迎接新年的欢乐声中，马丁一家和朋友们也在外用餐庆祝。钟声敲起，烟火此起彼落，哈丽在酒店外突感不适，马丁一看便知道，是哈丽的癫痫发作了。
那是哈丽生平第二次癫痫发作。第一次没有大碍。
喧闹的人群中，救护车将哈丽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马丁在探病时，病床上的哈丽抖出了这一段话：“I am bottom of the pile here. I am Indian. Everyone else here is Chinese.” （“我压在这里最低层。我是印度人。这里其他的都是中国人。”）
一月二日，哈丽再次发病，不久抢救无效。
凭着太太的临终遗言 — “我压在这里最低层”，马丁怀疑哈丽死于种族歧视而引起的人为疏忽。马丁要求调查。院方提出哈丽死于癫痫的结论，马丁提出了挑战。马丁还对该医院提出了疏忽的诉讼，案子今年六月听审。
马丁挑战香港‘种族歧视’的看法，九年来在香港掀起了巨波。哈丽之死，媒体疯狂报道，香港的种族歧视成了公开探讨的话题。经过多年的辩论，2006年底，反歧视的法令终于在香港成立了。
英国媒体形容马丁战胜了香港的司法，但失去妻子的悲痛，仍时刻侵蚀着他：“我的哈丽陪上了性命。”
对哈丽的追念，马丁转化成了行动。2002年，马丁和Lovells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伙伴设立了Harinder Veriah Trust （哈琳达菲丽尔信托）。
这项计划让贫困的马来西亚律师有机会到伦敦的Lovells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
三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律师已经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2005年中开始，另一项因哈丽而诞生的助贫计划也在马来西亚展开了。哈丽的小学– Assunta Primary School Two 获得了特别的支援，一些贫困的孩子，有了书本、文具、餐费，也有了一丝希望。
这些孩子，不管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不管他们的肤色是什么。
因为，哈丽本来就是一个乐观开明、充满温情的女子。
在马来西亚多元的环境中，她会说英语、马来语、旁遮普语，还会说广东话，她也在伦敦学过汉语。在哈丽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种族、肤色的藩篱。
哈丽出身贫苦。她的父亲 Karam Singh是马来西亚独立后首届国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当哈丽还嗷嗷待哺时，父亲在内安法令下被扣四年多。哈丽六岁时，母亲突然去世，父亲却没有负起重任，孩子们好像顿时成了孤儿，就算后来寄养在亲戚家里，日子也一贫如洗，需要缝衣补鞋过日子。
她明白穷孩子挣扎的辛酸。她自己就是靠着刻苦的精神，一步步地向上追求。
可是，当生命正走向美好时，命运却吞噬了哈丽。
人生的不公，莫过于此。
几年前，我曾答应过马丁，我会写一篇中文稿子，代表我对哈丽的追念，也支援他为哈丽之死的真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可是，每每提笔，心情格外难受；曾多次尝试，总是提笔，又放下。因此，我迟迟未能履行这项承诺。
新年伊始，我终于遵守了这个承诺，哪怕是迟来了一些。
谨此缅怀我心中的哈丽，和她遗留人间的真善美。